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亚洲经济预测
- 由全球贸易复苏和中国强劲增长带动的亚洲经济回暖，具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 短期经济前景的好转，是否会冲淡结构性改革的迫切和必要性？
- 中国、日本、印度、东盟的经济前景
主持人：CNBC主持人Martin SOONG
讨论嘉宾：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Sanjaya Baru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
主持：Martin SOONG：非常荣幸担任今天早上的主持，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Sanjaya Baru先生。戴相龙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在他身边是樊纲先生，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以及白川方明先生，他是日本银行前行长，还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先生。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差不多1小时15分钟，45分钟进行彼此的探讨之后，我们会要求各位向嘉宾提问。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把麦克风给各位听众手中，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姓名、组织、你的机构，你的问题是问谁。
大家第一次来海南的请举手。大部分人都是常客了，大家对海南的赌场怎么看？体验过吗？觉得在海南建赌场是好消息吗？还是这是一个不佳的主意和看法，我们待会再说。 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内容和探讨其实有一些主要关注现在亚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包括贸易复杂的情况，现在贸易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有技术的风险，改革的风险，不光针对中国，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我想首先提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思考究竟这个风险有多大，系统性风险的规模会多大程度影响我们的结构？因为针对中美贸易的矛盾，现在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Sanjaya Baru：我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般把风险当作一个经济的术语来进行思考的，不是金融，不是体系，更不是财政方面的理解。就系统风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中美贸易战，现在的经济学家反复在思考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政治和地缘风险，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的其实是源于美国政策对国内的影响，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的问题。这种国内的矛盾就传染到了国际的贸易。
主持：Martin SOONG：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吗？
Sanjaya Baru：对，它会影响我们经济学家关注，这不是简单经济的问题。
主持：Martin SOONG：你觉得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充分了解到了这一点，根据特朗普角度来看更多是政治的风险，比如说去年11月份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明智和聪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觉得这不单纯只是经济问题，为了找到方案，我们应该从政治层面寻找解决方案，不是经济方面。
樊纲：我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了贸易的问题和风险，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贸易的冲突，一开始是贸易的摩擦，上升到了贸易的战争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我想把大家的注意点放到贸易上。现在非常重要的风险是中美的贸易摩擦可能引起的亚洲经济波动，一个重要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亚洲其实现在是一个产业链，我们是有上下游的，中国出口美国很东西，但是里面包含大量从亚洲各国的进口。韩国的显象面板，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零部件，台湾的零部件，还有东南亚各国的一些资源性产品，这些都在中国组装之后，一个iPhone1000美元，中国最后只加了50美元，100美元，然后出口到美国，
现在中美之间贸易的摩擦就会影响到整个贸易链，在亚洲的整个供给链。这个对亚洲来讲就不是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对整个亚洲，各个经济，我们是一个贸易，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交往不是简单的贸易，是在一个供应链上下游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 所以这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亚洲经济重大的不确定性，值得防范的一个风险。
主持：Martin SOONG：那么，樊纲所长我想重复一下您的观点，我们整个涟漪的反应不光是针对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现在亚洲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融入一体了，他们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 樊纲：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贸易逆差，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整个贸易链中的一体，会影响整个贸易链，不光是中国，这是整个风险的源头。
问戴相龙行长几个问题，作为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之一，您现在看看这个问题有多复杂，怎么来解决。那么我们要怎么办防止它升级为一个贸易站？
戴相龙：对亚洲经济的预测应该从挑战或者机遇两方面看。我们主持人一开始就说风险，我认为也要看到机遇，如果机遇看不到，风险看得很大，就很悲观了。我侧重讲的可能是机遇，我认为至少20年，甚至于到本世纪中叶，亚洲还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过去20年，年均增长6.8%，今后20年，还会是全球最快的。
这就是我非常乐观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发展强劲，印度速度会更快，中日韩的合作会加强，一带一路的发展会给我们亚洲带来新的机遇。 所以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挑战，也有贸易战，我认为今后20年，甚至本世纪中叶，亚洲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因为我还有一个预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年均增长9.4%，后十年增长7.9%，近五年增长6.9%。
这不是经济衰退，更不是经济走低的表示，而是我们国家主动、自觉、有效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所以我认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的增长也会在6%左右，或者5%以上。 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发展增长的贡献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去年经济增长，消费增59%，投资增32%，进出口增9%，所以出口减少一点，或者是投资减少一点，但是消费扩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注意质量的阶段。
我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更好的增长要做的事太多了。最重要的是改善供给，进行供给侧改革，第一改善产品供给，要去掉那些落后的违法、违规的产能。要保持那种有效产能，还要创建那些高新技术产能，这里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会有大量的企业要关闭，被兼并。这个据一个部门反映，我们2016年仅仅成立债权委员会12000家，实际违约债务15万亿，所以中国当前一个紧迫的问题，去产能就是债务处理。
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改善供给，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学习外国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企业债审法，中国要建立一个企业债务充足条例。第二，资金供给，前10个保险公司我们2家。我们最大的债权公司收入还不及摩根大通1/4，短板就在这，要提高社会资本供给能力。
我们现在中国的债权控制比较大一点点，都是地方政府控股的，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股本的调整，培育几个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投资银行？还有我们要改善住房供给，防止房地产泡沫。所以要改善我们房地产金融服务体系，要赶快制订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办法，这个还没有。
第二，我们要学习德国，德国的住宅储蓄银行效果很好，所以要总结已经在天津成立并运营了14年中国德储蓄银行的经验，成立政府引导的，扶持的，合作互助，或者商业经营相结合的，主要为城乡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的政治性金融业务，改善了这些供给，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定会得到稳步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既要看风险，也要看机遇，有了这么多的机遇，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风险。
主持：Martin SOONG：好的，我如果能够理解政策的话，所以，您认为美国更容易被受到伤害，而不是中国？所以，您说的是中国其实复原力更强，韧性更强，如果您比较自信的话，现在的这种贸易战决不会阻拦中国的改革？
戴相龙：这不是我的话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也很简单。就是买卖，你发了美元，买了中国使用的商品本来是好事，原来就是他争取的。现在变成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要从更加长远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这个全球化不是成本低，贸易是全面的，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应该讲是双方有利的。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对贸易都说了，不怕，坚决打到底，看谁笑到最后，笑得更美。
作为我，坦率理智地想想，我们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我们现在进出口拉动经济9%，所以，贸易顺差减少一点不一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应该，何况不从美国进口，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说得很大，说得很热门，还是对贸易的相互关联性，互补性了解不够，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可能是通过谈判能够达到互相的协调，共同发展。
主持：Martin SOONG：首先我想刚才戴相龙行长谈到了中美相关的依赖性，比如说现在中国持有很多美国的国债，达到1.4万亿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士都担心，中国可能有一些最终方案，要不就是进行人民币贬值，或者是中国会抛售美元债券。所以我想问问您，不知道中方的领导层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会不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吗？会不会采取极端的选项呢？
张宇燕：你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对美关系中，一方面可能会通过降低我们的汇率来促进出口，来抵销美国对中国关税的提升。
第二个问题会出售中国的外汇储备，坚持外汇储备。政府决策者怎么想的，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外汇储备减持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金融问题，涉及到是资本项目的问题。它和贸易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分割，给切割开来，贸易问题是贸易问题。那么，金融问题是金融问题。尽管市场上有人担心这个事情，中国减持，如果中国大量的出售美国的资产，可能会使美国的利率上升，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从我们分析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他们分开，这是两个问题。 至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它是和贸易连在一起的，比如说人民币最近这一段的升值就和中国贸易的顺差仍然维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总体在下降，贸易顺差从最高的10%，2007年现在降到2%。这个会不会变呢？一方面看市场的预期。当然中美之间关系贸易的态势，双方的表态，我想对人民币未来的汇率走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想最终我还是同意刚才戴相龙行长谈的。因为现在只是双方说出来了，在具体的实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内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双方的谈判、沟通，特别是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政府的官员，还是整个的学术界都清楚地知道，中美两国如果打贸易战的话，没有胜利者，一定是两败俱伤。
特别是美国，我觉得它应该回到一个理性的立场上来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象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双方还是应该能够通过协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主持：Martin SOONG：非常感谢，白川方明行长我想请问您的一些看法。您个人认为日本的政府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怎么看待，显然日本一直以来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很多的铝制品，还有钢制品推出了新的关税，日本并没有被豁免，美国背弃了国际贸易，您看这有什么风险呢？这确实很糟糕，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全世界都有增长，现在突然出现这么一件事情，您怎么看？
白川方明：就像戴相龙行长所说，现在面临的问题复杂，而且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些经验谈起。当时日每两国有一些贸易，大家可能还记得广场协议，有人说正是广场协议导致了90年代初期的日本经济泡沫。我个人是这么看的，首先，确实当时日本给了美国很大的压力，当时美方抱怨，日本的贸易顺差太高了，于是他们就逼迫日本调整汇率，进行日元贬值。
从而导致了货币宽松，然后就导致了日本日元的泡沫，我同意或者宽松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这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层面，我同时也认为，日本当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泡沫，其实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地下降。 当然，从国际的标准来看，增长还是很快的。所以当时怎么说呢？日本就感到沾沾自喜。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下降，但是日本却不能能接受经济增长在下降的现实，所以他们就加杠杆。
而且，日本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口的结构变化。所谓的人口红利恰恰是与日本的泡沫相重合的，这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毕竟说那些工作的人他们就会买房，尤其是40岁到50岁的人，当时日本人决定买房，从而导致房价上涨。
但是现在回首往事，当时恰恰是日本红利最多的时候，所以日本的泡沫就破裂了。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样一点，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果下降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应对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否则杠杆率就会上升，从而导致经济泡沫出现。 所以，我们不能太过关注政治问题，比如说现在这场所有的贸易战，相反我们应该关注基本面，我们要理智的思考。
主持：Martin SOONG：对，我确实承认你说的一个根本问题，刚刚樊纲也说到了这一点。我们前行长也观察到了中国，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现在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第二次提到，看到了这个现状，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多有信心呢？我们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这个问题，用了合适的手段、方法。
白川方明：你说是中国的领导人吗？
主持：Martin SOONG：是。
白川方明：其实我不合适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经济学家会反复观察单纯的数据，比如说GDP和我们债务的比例。但是潜在的GDP增长率不光是一个数据，我们还要看看长期的水平，我们怎么样处理相关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有包括人口的总数据，以及我们年轻的人，还有老人之间的变化比例，这是综合的数据，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数据。
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数值，所以我们还要看看相关的一些生产率的变化，包括一些高债务率，它背后有一系列的因素，以及看看政府怎么处理，这都是一些根本的因素和要素。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时日本的一些根本问题，这是我要强调大家观察的。
主持：Martin SOONG：樊纲先生，我还想问一个90年代的债务问题，我想您应该记得。当时的政策非常直白，很多企业负债颇深，尤其是制造业，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在制造业方面已经出现了蓬勃的增长，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改革？
樊纲：我觉得企业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假如说我们能够成功的清除所有的债务，我们就可以清除可持续发展。在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戴相龙行长正是掌权人，他也真的处理了很多坏账、呆帐。而且当时的政策非常的成功，清除了很多企业，包括银行的坏账、呆账。现在我们又面临这个严重的问题了，我刚才提到，有两次债务过热的情况，大家不要忘记中国领导非常强硬的手腕。
我们有中央经济委员会，去年11月召开了设立相关的目标，包括2018年的杠杆率，怎么处理债务问题。我还想强调一点，大家不要过分夸大问题本身。 中国的债务比例大概是206，日本是400%左右，而日本的问题，关键的是政府的债务非常高，大概是260%，中国政府的债务相对低一点，大家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的一个短期债务，大概占GDP80%。
中国的企业债务相对比较高，大概是80%。同时中日之间也有共同点，我们都是自己购买，政府不会卖给企业债务，政府的债务通常销售给人民，我们通常是去买外债。我们的储蓄率在中国还有44%，占到GDP44%，相当高。 戴相龙行长也说到过，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成熟和发展的资本市场，大部分有了钱之后就直接存钱，或者是我们存到各类银行，企业就从银行这边贷款，每一笔贷款我们只要存到银行就会有杠杆率。
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要打扫房屋，不在于单纯清除债务，这会不会产生金融危机这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现在的问题包括有很多这样的僵尸企业，包括有很多国企有太多的债务没有解决，这是企业的效率问题，债务问题，金融危机我觉得不会产生。我觉得金融危机不是一夜爆发的，当然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平衡这些债务，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虽然严重，但是不至于不能处理。 我们只是需要调整一些思维方式即可。
主持：Martin SOONG：戴相龙行长作为之前央行的掌舵人，您可以提供我们给现在的行长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戴相龙：我觉得债务处理在90年代跟现在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产生的原因不同，90年代前的债务危机主要是把银行的钱当成财政的钱使用，实行计划经济。银行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而是行政机关。所以，当时的债务主要是这种政策形成的，因此处理债务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拿钱，划拨不良贷款，到资产剥离公司。或者是由中央银行再贷款，是用政策型的方法解决。
收购不良贷款不是按现价收购，是按照原价，所以一句话是政策性解决，债权和债务人都是国家的，国家的银行，国家的企业，所以处理债务是政府处理。 我们国家的债务形成有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行业，企业，产品都被淘汰了。所以说，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淘汰它。债权人是商业银行，上市银行，债务人是上市的企业。
他们的债务处理不能再是政府的办法，必须实行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所谓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就是僵尸企业坚决让它淘汰，让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的债务是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我建议要成立债务处理条例，让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债转股，一部分是国家注入资本金。高质量发展和债务发展是比较轻的，是可以承受的。
另外我们的债务，政府的债务和居民个人的债务在国际上都是比较低的，就是非金融企业债务，所以我是大声疾呼，要发展投资也好，金融机构有两种，一个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投资银行。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太弱了，所以把投资银行太弱了，要把投资银行增强，完善股票市场，提高它的水平，这样它的债务水平就会下降。对于现在用市场化，法制化处理的债务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主持：Martin SOONG：谢谢戴相龙行长，我们现在花了很多时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都考虑到了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和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印度其实也在处理债务问题上，结构改革上做了长远的努力。
我们也知道了整个经济去货币化的一些政策，印度经济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迈过了2016年的坎儿，在印度经济周期还没有恢复到健康的环节，印度的企业也面临一些问题，印度国有银行有很多坏账，都是多年前的债务所导致的。也有很多这样基建的项目没有完成，没有走上正轨。您觉得有什么样一些可行的政策，可以处理这些老大难的问题，政府有什么相关的政策和项目出台吗？
Sanjaya Baru：对，在过去一年我觉得也是印度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有很多政策出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政策的意愿。现在的结果也很明显，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货币服务统一税已经出台了，同时我们也处理了一些老大难的债务问题。当然，我们还考虑到了投资方面的一些不足，投资的不足现在又被再一次推迟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2016年的时候出台了废除小额货币的做法，基本上一夜之间就改善了传统货币的做法。还有很多企业，GST的企业，已经改名为统一GST的企业，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邦政府都不再直接设置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的改革，结果会影响增长。此轮的改革虽然必须，但是时间可以说过快，现在的企业债，NPS，就是一些坏账，直接会影响我们基建的项目。
政府可以从两方面解决，第一政府投更多的钱，让我们的财政政策真正重回健康，或者我们把钱投到银行。其实我们把钱已经归到银行了，现在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因为我们财政的债务还有很多，其实债务非常高。差不多是3.1%，而实际的债务大概是3.4%左右。我觉得当然还不是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政府也使银行提高清算能力。
同时，也要求银行将这些坏账打包，再次售给企业，可以说这是整个巨大的结构性改革，现在印度还在不断的推行，这会让真正的企业面临更多的竞争和风险。 你刚刚还问到了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的投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在房地产行业，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投资的规模，政府这块投资是最可持续的，而企业的投资基本上处于慢慢的恢复，我们房地产针对于民用住宅的投资会比较火。
可能原因包括我们企业现在没有任何信心，因为很害怕我们的金融危机，而我们的房地产很容易去转资产，同时也比较符合现在印度的生产力，我觉得大家要重视的一点，现在印度，我们的领导人是很想往前走的。当然，我们的政策可能会去调整，调慢改革，也有可能，而我们的总理是不愿意放慢速度的，他想进行国内改革，健全市场。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再次赢得下一轮的选举，假如真的经济增长发生变化的话，整个系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会拭目以待，看看政策是否有效，假如有效的话，我们会看到新一轮投资的火热，现在印度的根本变化就是这种乐观的情绪。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的乐观情绪暂时会慢慢的康复，当时的增长非常乐观，而我们在过去四年来看，其实增长不容乐观。
昨天我还读了一篇关于合作的文章，我也看到了清算银行和储备银行新的动态，其实总体来说还是乐观，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和很多商人，企业都有着良好的互动，未来我们也看到更多乐观的情绪。
主持：Martin SOONG：非常感谢您的评价，白川方明行长，我们在开始之前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通缩，之前日本多年来都在应对通缩问题，受其所累，您对日本通缩前景怎么看？
白川方明：您刚才提到了通缩问题，确实日本深受通缩之苦，首次出现衰退是1998年，后来从1998年到2013年，我们发展不是很快，经济增长只有0.2%到0.3%，确实很慢。但是我认为通缩不是主要问题，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常提到日本失落的十年。如果我们把GDP的变化和其他国家比的话，其实日本是很快的。但GDP的增长却是最慢的，如果看人均GDP的话，日本的情况虽然不好，但也不坏。
所以，这就体现了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严重程度，我生于1949年，当时，有300万新生儿出生，确定还不到100万，每年人口老龄化都有100万，这是给我们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负担。当然了，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效率的提升来应对，但是，现在这种趋势，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还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通缩，而是如何应对人口结果的变化。
当然我们提升了相应的投资，所以我的建议，尤其是针对那些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的建议，也就是说你不要太过关注通缩，通缩是一个结果，通缩可能是一个症状，它反映了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在日本经济泡沫最严重的时候，人们总是忘记人口结构的问题，当时我是日本银行，央行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当时都知道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没有问题了，我就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老龄化的人口他们会更加偏好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而这些老人其实是不太会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政策的。所以说，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或者说政治上的一些因素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所以我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说，通缩不是应该我们太过关注的问题。
主持：Martin SOONG：好的，我了解了所以通缩应该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现在中国也是深受人口老龄化所累。白川方明行长，我想直言不讳地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日本尝试了各种方法应对老龄化，比如说靠自动化，或者提升劳动生产率，让老人的工作时间更长，退休时间延后，或者说让女性更多参与工作等等，但是还有一个方式刚刚您没有谈到。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就是移民。
我们刚才谈到了贸易，或者说把经济进行开放，或者说是封闭，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日本社会对于移民的态度如何呢？因为，在我看来移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可能的一种选项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呢？
白川方明：在过去五年当中，在日本的外国务工人员大幅上升。其实我个人是支持让更多的外国人到日本工作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解决日本经济的解决之道，每年我们的市工人口都降低100万，如果我们真的要靠移民来抵销这种劳动人口下降的话，每年我们要引进100万人，大家不妨看看德国在2015年的情况，当时德国接收了很多难民，差不多达到了100万。
虽然说德国相对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依然是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认为日本可能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涌入，当然我并不是说外来移民不重要。
主持：Martin SOONG：确实，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如果有那么多外来人口涌入的话都会有反对声音。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请观众提问。
提问：在谈话过程当中，樊纲所长，张所长都谈到了对中美的贸易战，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樊纲所长和张所长。第一从全球这样的链条来看，中国在前两天宣布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些措施，您认为这是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中国根据自身推进改革发展的节奏来进行的？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作为新的全球化新思路，能够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哪些问题，能够让新一轮的全球化更加的公平，更加惠及到普通民众吗？
樊纲：谢谢，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明天会宣布什么新的改革开放措施，但是现在任何新的措施都是有可能性的。因为第一，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我们过去受益了。我们今后仍然会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继续吸收外资，继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同时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也要求进一步开放。后面你提到一带一路，我们现在中国要走出去了，中国这么多资本和储蓄，以前我们仅仅是吸引外资，现在也要走出去。
要走出去，别人要保持开放，我们要求别人保持开放，我们也得进一步开放。第三，中国比以前更加强大了，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使得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比以前更大了。以前我们还有一些不太敢开放的，比如说资本账户，是因为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现在我们这方面的风险，随着改革，进一步清理国内的债务风险，我们能力更强了，我们也可以更加开放了。
所以，从总的来讲，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不管是不是做贸易战，还是贸易纠纷，中国自己要往前走。而且最好，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当前短期怎么处理纠纷，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发展。 至于一带一路，我们十五六年，持续储蓄率在10%左右，我们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是我们是高财富国家，这么多年储蓄积累了很多财富和资本。这些资本要把它好好用起来，与其放在美国的国家债券上，不如投到一些真实的资产上去。
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使周边国家经济能够发展的话，我们的市场也会更大，这一定意义上市场也会特别有利，这是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对世界人类共同体的一种诉求。 所以是不是比以前其他国家做的更好，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基本的想法这些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有利于那个国家本身自己发展的一些条件。
所以应该说跟过去有些做法还是不一样的，跟过去国际援助的做法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些新意的，也希望这个进程能够持续下去，真正使得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经济能够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我们人类共同体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张宇燕：对你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我们总体来讲是按照自己开发的节奏来进行的。实际上我们今天提出的所谓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不是现在才提的。一年以前，两年以前我们都是这个思路。所以，总体中国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是我们一个基本国策，这个是要坚持的。所以简单说是按照我们的节奏来做的。
那么开放的效果刚才樊纲教授已经讲了，我是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开放，实际上有两个效益，一个效益是我们对外开放能够对周边国家有一个溢出效应，因为中国在亚洲毕竟是最大的经济体。我们10+3，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中国比那12个经济体GDP都要大，我们的开放对世界的开放都带来一个好的效果。反过来不光是溢出效应，我们开放了以后，其他国家得到好处，他们的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对中国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两方面看。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全面形成开放新格局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个讨论的比较多，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形成全面形成人类共同体的建设。所以觉得你提的问题我就这样回答。
我还想补充一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亚洲经济预测，除了这些刚才谈到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的纠纷升级，还有中国、日本、印度的结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风险，刚才没有谈到的，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是我们考虑亚洲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的政策走向，特别是升息步伐将会是怎么样，这个缩表什么时候开始，幅度有多大？
这些都是我们考虑未来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至少是一个中短期的因素。亚洲各个国家的总体情况不错，仅仅靠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三国，去年的增长达到了5.5%，比全球的增长高了2个百分点，亚洲整个经济增长引领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今年全球的增长根据刚刚我看到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它的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预测对亚洲中日韩增长的预测跟去年差不多，去年是5.5%，今年是5.4%。
它这里面提到了几个风险，第一个风险还不是中美贸易的问题，第一个风险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欧洲、日本整个货币政策的变化。因为它现在在收紧，还有一些就是涉及到地缘政治，网络，自然灾害，在亚洲是出现自然灾害比较多的国家和地区。 所以我们要综合的看亚洲预测的时候，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恐怕还要多看一些因素，不仅仅局限在一些国家的问题，或者是中美贸易上。
主持：Martin SOONG：谢谢张所长。
Sanjaya Baru：我想补充几句，我开始也提到过了，我想重复一下政治和经济不可或缺，不可脱离。刚刚我也说到了，大家重复了几点，我们的贸易本身应该是双赢的状态，双边同时获益，双边同时受损，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战争的后果，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我们的地缘和政治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深层次的根源。
亚洲现在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而且亚洲经济在崛起，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全力的角逐，大家可以看到亚洲的经济是充满着系统性的风险，以及现在的风险有哪些，我们需要仔细的去观察，现在美国的动态，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潜在的问题是哪些，经济如何进行平衡，大家如果看到这种不平衡，我们就要考虑到如何进行平衡。
经济的不平衡由经济来管，政策不平衡又政策来管。究竟这些不平衡有哪些是国际原因，哪些是国内原因，特朗普他们也会想。我们需要了解地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这也是我一个基本的思路。
提问：我想问问樊纲所长，您刚刚说到了债务对GDP的比例的，您说到中国和日本，印度您也提到了一点，假如真的是很高，200到400%的比例，总的来说中国储蓄率也高，你超过了某个点经济就不可持续了，未来的话，风险可能是来自于政府。会减持某些债务，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压力，会不会影响人口？我想问您一下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现在中日印的债务比例都是很高的。
樊纲：谢谢你的问题，也谢谢你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你部分的说法，债就是债，假如说我们不认这个债了，会有系统性的风险，导致整个经济崩盘，所以我们要处理，但是问题就是债务的来源不一样，我们要看看整个国家的能力，还有说我们资产的不足还有多少僵尸企业，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些东西。你要处理债不光减持一些数字，而是哪些企业的不足，结构性的问题，和经济的不足点。
我同意你的说法，问题是不能让它视之不见的，不光是债务，可以说是债务背后的一片森林，只有这样思考我们才可以提高清算率，解决这些僵尸银行。
今日中国杂志社：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您是怎么看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第二个问题，去年年底，我们召开了中共十九大，在会上，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说，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从以前高速的发展转向一个追求高质量的发展。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当中，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会给印度带来什么样的机会？谢谢。
Sanjaya Baru：也谢谢你的问题，现在中国从快速经济增长到健康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革，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变革，中国的挑战就是可持续。五个点的经济增长，未来十年都要保持这个率，我们是从快速降到了中速的增长，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明智，会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不光是中国，所有在座的都是在实行开放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世界上出口大国。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巨大贸易的出超，而且会持续的增长，我觉得往长远的来看，健康的增长才是持续之道。中国慢慢也在提高出口的质量，我们也还做这种出口投资，我想中国的角色不光是简单的出口、进口国了，中国还会提供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投资的机会。比如说就印度而言，我们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我们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市场性的合作，现在印度的市场债务非常高，我们也希望这种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
现在中国进行了经济的转型，不光是对中国好，对别的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好处，我也非常欢迎看到中国的变化。
主持：Martin SOONG：我觉得质和量之间的讨论一直不休，我想问戴相龙行长，在过去您也知道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质疑或者震惊中国8%的增长率，现在我们想这样的经济体会不会提供足量的工作机遇给足够的人。我想问一个刚刚我们的日本行长也提到的问题，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劳动力正在缩减，中国的人口也在进行老龄化的过程。今天的数字，根据大家的估算，大概我们需要多少的新增劳动力来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要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戴相龙：谁都希望发展得快一点这是不奇怪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要素流动加快，我们发展的很快，当时乡镇企业也发挥了作用，民营企业发挥了作用，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所以，我们四十年一直以每年增长9.4%，但是2012年破8，2015年破7，也可能哪一年说不定还来一个破6，但是中国人从政府到老百姓有一个看法，牺牲资源环境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注意提高质量，就是去年6.5%达到了6.9%，大家对这个速度的下降没有感觉到经济出现了问题，相反感觉到更健康，更能持久。但是我们这个速度虽然不高了，但是我们的质量都提高了。而且现在的速度更加注重质量和环境，过去我们有些城市街道都不那么卫生，现在回到我的故乡，我的县城，我的乡镇上的道路都是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感到非常惊奇的。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过去天津到北京开汽车要5个小时，现在，我们北京到天津高速铁路建了，原来我当市长的时候不超过30分钟，后来因为有一些文件出来，说31分钟，现在可能要回归到30分钟以内，而且是中国当时第一条，现在中国铁路运行2万公里，40多条。到上海就4个多小时，所以我们的发展速度，我想没有过去高，但是我们发展的质量高了。
我们的技术水平高了，我们的环境改善了，所以，有人讲说北京的天气老是有雾霾，我说我跟你们讲，我六十年代我在北京读大学，整个冬天窗子上都是沙，现在的冬天没有多少沙，所以我速度降下来了，效益高了，工作收入提高了，环境好了医疗卫生好了，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这是健康的速度，不是经济衰退了，不是我们周期性的变化，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
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尽管我们不追求速度，我们不是不要速度，我们要有质量的速度，如果我们有效益的发展，我们的速度会更加平稳，所以今后十年增长6%，或者保守的讲5%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主持：Martin SOONG：非常感谢戴相龙行长，感谢所有的讲话嘉宾，请大家鼓掌致意，谢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