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全球化的“下半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 全球化进入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 下半场，需要换个打法。这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
-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一带一路”，能否解决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主持人：Bloomberg总编辑John MICKLETHWAIT
讨论嘉宾：
亚行副行长 Stephen GROFF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顾学明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KOOPMAN
奥地利外交部长 Karin KNEISSL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 易小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光临 全球化的“下半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我是 John MICKLETHWAIT，是Bloomberg总编辑，我今天带着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突然出现了一些挑战，特别是今年的挑战出现了有可能发生贸易战可怕的前景，全球化的下半场不一定意味着一定会一帆顺风下去。
我给大家提的第一个话题是针对今天发表的讲话做一些评论，然后是“一带一路”的话题。首先我想问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在今天早上习主席讲话当中您得到了怎样的信号，您是如何解读的？
Robert KOOPMAN：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体量达到了635亿美元，中国将会对汽车进口降低关税，而且对于投资保险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子行业进一步开放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美国应该都会正确的看待，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应该把它当作利好的消息。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双方在口头上一直是你来我往，其他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接下来会密切关注，说了这些，会有哪些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密切保持关注，在经济上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如果发生了贸易战的话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的是行动，不光是言语。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这场争议现在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外发生的？
Robert KOOPMAN：是的，我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学家我对此感到忧虑，我们应该按照WTO来做，不管国家大小，都应该一视同仁。现在成员国之间在这个体系之外互相的言语上的交锋，并且有可能采取行动，这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不一致，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是强调各国之间的平衡和平等。
Karin KNEISSL：非常感谢 John MICKLETHWAIT，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会，今天上午的讲话给我感觉深刻的是，合资企业要求进一步放宽，比如说50%的这样一个持股的封顶，特别是汽车工业，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是汽车工业。而且，汽车工业也是油价的一个晴雨表。
汽车工业的效率越高，包括燃油汽车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效率的发动机，这些都是具有高度战略性的话题，我们如何处理好汽车产业。这不光对于美国来说是重要的信号，而且从整个产业来说，我们看到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纷争，不管发生什么，对于欧洲市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800万个就业机会都是和汽车产业有关的。我们希望进一步进入到，发展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当中。
特别是目前的合资企业限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放宽，如果有一个更加公平竞争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氛围当中和中国企业开展更多的联合研发。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您觉得今天的这种表达是否能够让特朗普总统满意呢？
Karin KNEISSL：特朗普总统要思考的话题太多了，要忙得太多了。今天上午的讲话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了，但是我希望他花时间听一听。
钱克明：今天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讲话里面对外透露一个重大的信息，就是中国对外要继续扩大开放的，而且宣布了四个方面的开放举措。一个是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扩大市场准入，尤其是在服务业，金融、保险等行业，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过去中国一直觉得开放条件还不够成熟，现在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就勇敢地，特别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受到一些挫折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开放也是给世界做了一个示范。
第二个是创造更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也就是今后更加鼓励国外的投资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帮助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三个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外资进来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主动扩大进口，大家知道今年11月份将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据我所知，专门办一个进口国际博览会，这还是第一个。大家知道我们的广交会，伴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扩大了中国的出口。现在中国到了既要扩大出口，也要扩大进口的时候。所以，我们举办了一个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年5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的一个重大的举措。
这四个方面的信号跟美国目前的状况恰恰相反，美国是吸引制造业回流，要提高关税，防止进口等等。所以，谈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一般不愿意用贸易战，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坐下来一块谈谈。
但是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真要打我们也准备好了。我想，中国的态度不仅仅是要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更重要也是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和美国目前的贸易摩擦，我们认为是一种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斗争，也是一个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斗争。这一仗我们不愿意打，但是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真要打，我们绝不退缩。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刚才钱部长讲了中国的做法，但是现在有人说，中国本该更早开放的，是不是特朗普说服中国这样开放了？
钱克明：中国平均进口加权关税4%左右，几乎跟发达国家差不多，我们也算过，如果按美国的进口加权关税，有些进口产品关税非常高，但是一些优势产品的关税非常低，比如说波音飞机用不着关税，包括奶制品等敏感产品关税非常高。中国目前贸易的顺差是产业结构造成的，我们有巨大的制造业，美国主要是服务业，美国对我们的服务业是一个大的顺差，包括一些高技术产品，像芯片这样的。
但是中国是出口一些加工制造品，产业结构和内在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并不在于中国是关税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最主要是看趋势，中国无论是两会，还是十九大，还是今天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对外宣布的就是表达中国将进一步开放。但是我们从其他的国家听到我们要收紧对外资的审查，我们要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口，中国谈的是我们怎么扩大进口，我们怎么进一步开放。
我想这两个方向是进一步相反的。我坚定认为中国的方向是符合全球化的一个历史大的方向和趋势。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易小准先生，您也是参与了中国的入世谈判，您对中国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是如何评论的，这会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
易小准：谢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也是参与了中国入世谈判，我现在是代表世界贸易组织WTO，我要通过WTO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想要做单边主义，因为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行为实际上是超越了对于WTO入世的承诺。
我们和其他的贸易伙伴国之间，我们这些承诺都有。我们也会在WTO的多边贸易体系下来解决问题，说到贸易战的问题大家都在说，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游戏。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多边贸易规则的体系下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张先生你说到这是一个历史的重蹈覆辙，这是错误的，您说一下。
张燕生：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有三个主题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主题是开放。中国人从自己的历史发展经验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能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讲，中国下一步的开放是我们过去40年这个领域是现代服务，金融保险，资本市场，以及一些最重要的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像飞机、船舶、汽车。
但是现在麻烦的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开放伤害他们的利益。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他的老百姓用选票选举保护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反思一个问题，开放为什么会使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会带来损害。是弱国损害强国，还是强国在开放中间过渡发展金融、房地产、建筑，最后使自己产业的空心化，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今天上午听到以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讲的全球化，条条大道通罗马，中国人怎么看全球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中国人把全球化看作是双刃剑，一刃，全球化在历史上往往与兴盛期是重合的，就是开放全球化带来世界的繁荣。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放和全球化往往带来世界的风险。全球化有三个问题要解决好，动力、智力，第三，使全球化均衡。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加入WTO，很多的中国人会问，为什么当年加入WTO要接受15条？要接受16条，当时回答，为什么要接受这些很不公平的条款。当时的回答是，第一为了开放，为了参与全球化，第二，为了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三，狼来了。不提升产业竞争力，很难在开放中间活下来。
第三句话，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讲世界之问，开放也好，全球化也好，哪一种全球化是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符合全球发展规律，这里头世界之问涉及到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是历史的规律，还是世界发展的大势，还是开放和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化的下半场，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很可能使我们今天的世界会陷入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困境，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困境，不稳定，不确定性的风险会上升。
这样的话，他会有害于我们世界的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共同推动全球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反对保护主义，谢谢。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Stephen GROFF，能不能做一些点评。
Stephen GROFF：确实有一些风险，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两国之间的讨论，并不是出现在很多国家，当然有很多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论调，在反对全球化，但是实际上真正重要的只有两个国家。我当然不希望出现一些大的灾难。我希望现在这种论调能够带来改革，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
我还想补充一下张燕生先生刚才所说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同意，如果说是缺少开放的话，对于全球来说是不好的，但是并不是开放本身就是好的。有一些社会层面，确实是由于开放，或者是过分地开放而受到了伤害。从贸易的标准来说，肯定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好的。但是，是有赢家也有输家的。
有一些西方经济体当中，我们一直以为全球化已经开放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受益的。但是并不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照顾那些没有受到全球化好处的那些人。因为有一些社会层面，或者有一些国家确实没有从中受益，所以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是更好建立一些社会安全网，建立一些社会的项目保护那些没有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那些人们。
当然，全球化，我们不能简单说就是因为全球化把你的工作弄丢了，我们就不要全球化了。我们要看一下你的竞争力，你跟25年前比较一下，我们是不是要给你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确保我们以后的子孙后代，如果说是你多少您都是做同样的工作，就是由于全球化失去了这样的工作，我们怎么保证你的福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抓住到这些细微的地方，我们很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顾先生您说的全球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不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你觉得下半场全球化是怎么样的？是敏感？照顾别人的版本？
顾学明：上午听了总书记的报告，我是感觉非常激动。另外，把总书记这几次在博鳌的讲话和在达沃斯的讲话我对照了一下。这次总书记提的，包括开放的措施也好，提的这些理念也好，特别是总结了中国40年开放的路径，发展的成就，中国的40年开放，总书记说是我们第二次革命，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40年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改革开放这个路径来的。当时，回忆我们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内也是有反对声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全球化之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大家也是有一个冷静的思考，但是大家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起门来是很难搞建设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产业链在延长，我们任何一个大型的产品可以说也很难在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基本上我们要有效整合供应链，才能够实现最终产品的出口。
现在世界发展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动力不足，那怎么办？要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再一个就是开放合作的问题。40年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得来的，现在中国已经做到了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有些人，对中国高高举起了一个棒子，武器，逼迫中国开放市场，实际上中国的开放是有序进行的。为什么有序？因为我们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题。我们开放的发展也要跟我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发展有序。
最后一个，总书记讲的治理的问题和共享的问题。刚才，有的嘉宾也提到全球化使得有些国家也好，产生了贫穷，实际上我不完全这么认为，只是因为现在的治理结构，特别是经济的全球治理结构严重的滞后。使得发展条件好的一些国家可能资源也好，他能够在全球化中获益，发展条件差的一些可能获益就少一学，同时有一些还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那徘徊。我认为这不是全球化惹的祸，是全球治理结构惹的祸。
我倒是感觉风险是有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我们怎么看这个风险，我们感觉个人现在这个风险大概是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贸易摩擦加剧，这是现在大家看到了中美互相在出牌，在喊话，第二全球投资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了。有的是安全审查的限制，还有一些产业政策的限制。再有一个，金融风险，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还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再有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刚才大家也讲到了，最后就是治理严重落后的问题，我感觉对这个问题有信心，因为中国40年走过的路，证明了中国的开放能够成功，而且中国的开放也一定能够成功，这恐怕也是一条发展之路。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谢谢，Karin KNEISSL，奥地利外长，刚才Stephen GROFF说到了一点，刚才顾部长也说到了，有一些国家的有些人，可能没有从全球化当中受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反对全球化，能不能您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来说一下中国有没有也不是特别喜欢全球化的人？
Karin KNEISSL：是的，刚才Stephen GROFF讲得非常好，在欧洲很多场选举当中，不光是过去两到三年选举当中，甚至追溯到十年前的选举，在法文字典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做去全球化。而且现在这个词很多人都已经在用了，法国有一届奥朗德政府的老公部长，经常用去全球化这个词，已经成为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日常政治话语，政治论争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控制好周围的这些因素。对于那些10几岁，20多岁的人，在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在法国，这一代的人比他们的服务还要更加保守，他们希望恪守传统的价值观，有人将之称之为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这些元素在里面。
这些对于选举的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些影响，就像Stephen GROFF刚才讲的。有些人感到受到了威胁，这是因为竞争力不足造成的，因为你的活交给别人干的话，人家是事半功倍，所以你就会觉得受到威胁。
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看到人口当中很大一部分，他们的灵活性并不是那么强，他们的灵动性并不是那么强，虽然欧盟之间可以流动。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欧洲对于全球化的回潮，是在东欧更加严重，还是英国更加严重？您觉得对于全球化的回潮。
Karin KNEISSL：我觉得这个界限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又是一个德国词，没有办法翻译，这个词是超过了恐惧的意思，警觉的一种感觉。总有别人在和我竞争的这种想法，比如说移民来了，能够做我的工作，而且工资更低，收的钱更少。这就是在一些国家当中人们感到的挑战。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请钱部长和易小准来讲一下。
钱克明：关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最主要谈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不在于全球化，不要把这个全球化当成替罪羊，而是在于国立政治。从全球化国家之间的分配来说，有很多穷国、小国，像非洲、拉美的国家，美国从增加值计算得益是最多的。现在发达国家人均GDP和最不发达国家人均GDP之比是352：1。就是国家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以及国家内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导致了目前这种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
刚才顾学明先生说到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全球化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市场分配是追求效果，但是它达不到公平，没法自动实现公平。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于我们治理的能力，国内的政策设计能力，和国际治理能力，和国际经济协调和治理的能力。
我的意见就是多坐下来，反思自己国的政策有没有问题，多反思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建议。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像收入不平等，不均，是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也应该着力来解决的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国政府字形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易小准：讲到全球化，我们要究竟一个观念，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失业，造成了很多问题，现实当中目前的逆全球化的情绪不应该让它再泛滥了，对于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来说，全球化是好事，大家看看欧洲，很多亚洲经济体，比如说东盟成员国，印度、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他们是充分接受全球化的，接受全球化基础上他们的增长率是更快的。
而且这些经济体都得到了发展，所以事实上全球化是大幅度降低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不均，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在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上升，包括中国，贫富差距在加剧，造成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国内的政策造成的。政府应该在国内政策上采取更多的措施，如果你把全球化当作替罪羊，或者目标，你是选错了目标，你治疗的方法、方案也是错误的。
Stephen GROFF：简而言之，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说的，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全球化当作替罪羊，我们要引导舆论，无论是市场的失效，还是分配不均。自动化提升带来的挑战仍然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挑战，相对于自动化带来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来帮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帮助被自动化抛在后面的人。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思考集中在如何解决昨天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集中来思考如何解决明天的问题。比如说在很多产业当中由于自动化带来就业的替代。但是另外好的一方面是根据世界经济组织，包括麦肯锡做的很多调查。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自动化造成的问题比全球化造成的问题要更多，Stephen GROFF说了。但是有一些事情还要怪全球化，比如说贫富不均，全球化市场当中，比如说你是奥地利足球明星，就会成为一个全球的足球明星，你就可以挣更多的钱，就是赢家通吃，是不是全球化造成了这样的现象，虽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为全球化，但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还是跟全球化有关系。
Robert KOOPMAN：是的很多决策者造成了一些错位，经济重新分配，产业之间的重新分配，是的，是有一些现象，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可能只有15%到20%的制造业机会的丧失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其他的制造业就业丧失是由自动化造成的。我们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国际政策还有欧洲过去是开放的，这样一个开放的政策增进了全球化，并且推动了美欧经济的增长。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自己国内的政策，如果采取措施保证国内的政策跟上国际的政策，就会造成一种负面的效应。
对于我来说感到非常头痛的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很多政策制订者说全球化自由贸易水涨船高，但是并没有水涨船高，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全球化的势头。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你觉得全球化的问题，你觉得不觉得中国会像西方出现这种由于全球化带来不公平的问题？
张燕生：刚才实际上我们易小准先生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在全球化时期，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们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全球化时期是扩大的，我们的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在全球化时代是扩大的。因此，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希望下一步推动全球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开放包容的全球化，也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减少城乡差距，减少区域差距，减少居民的差距，减少世界的不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希望全球化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开放包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化确实需要一个再平衡的机制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分配的问题，面临的有一些人受益，有一些人受损的问题。对全球化和开放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全球化的的本质，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改革。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全球治理的改革，在国内政策的改革，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受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谈到了现在不仅仅是全球化，而且还包括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实际上我们面临几个问题。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在新科技革命过程当中，全球的劳动生产率是减速的。就是说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当中，怎么叫做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的方面能够更多的在供给和生产端发生变化？另外一个方面，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一个方面减少就业机会，另外一方面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绿色的就业，普惠的就业，共享的就业，包容的就业。这也是我觉得中国在下一步推动开放，推动全球化中间我们也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进行问答。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举手。
提问：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中方说全球化不光是贸易投资，应该还是有更多的，这也是G20的一个提议，我想问一下“一带一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它到底是一个再平衡贸易，还是跨境？因为，今天并没有在我们讨论当中听到更多的有关“一带一路”的说法。我希望有人能够把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能够联系起来？
Stephen GROFF：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建议就是要克服全球化的一些挑战。就是要进行加深区域一体化和合作一“一带一路”绝对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步。“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投资能够满足世界的一些标准。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投资来说相关重要的标准。
对于多边的贸易体系来说，我们也是和中国政府紧密的合作，我们愿意来提供支持，去年的时候我们和财政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确保投资的标准得以满足，包括共同融资，联合融资的一些项目。如果你要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性的增长对于环境来说都是有益，而且不伤害气候变化等等。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也是理解它这种重要性，这对于长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低估区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理解全球化的挑战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的一些经济危机，也要了解这些挑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建立这些国家以及经济体的韧性，这是来自于全球化的这种压力，也是未来可能发生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
钱克明：“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治理，包括全球化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大家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整个在亚洲这块，我看到亚洲开发银行有一个报告，每年基础设施需要投资8000亿美元，目前能够从世界银行，从亚洲开发银行，投资大概300亿左右，缺口非常大。
所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了亚洲投资银行等方式，促进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这对未来增加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相互连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促进贸易便利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在“一带一路”建设里面有贸易相通，降低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包括去年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峰会上也提出一个贸易畅通的倡议。就呼吁“一带一路”国家促进贸易便利化，这也是促进整个亚洲内部贸易流量非常重大的一个举措。
我看到一个报告，东盟内部的贸易占到总贸易量30%，欧盟的贸易量是占了70%左右。也就是我们亚洲内部的互相之间贸易畅通程度还是比较高，反过来说亚洲贸易内部的量达到50%左右，这就是软连通。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下，还有很多援助性的措施，包括去年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的未来三年中国要出资600亿人民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1万名以上的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另外，也进行一些包括医疗方面的，包括扶贫方面的一些援助，这是第三个方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产能合作，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五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了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总投资。建立了75个经贸合作区，这一次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在75个经贸合作区里面投资大概270亿美元，吸引了350多家企业，创造了220万就业，为东道主的国家交的税费有20多亿美元，所以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张燕生：我想补充一点，“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标准，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西方的一个高水平的标准，但是从“一带一路”可能同时需要我们叫做先进实用标准、技术、规则。因为中国过去40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如果用一个西方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可能在很多地方还有差距。因此，“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他们的发展且可能比中国还要落后。
因此从国际社会来讲，我们必须要解决一带一路的能力建设。“一带一路”的体制的改革，和“一带一路”的跨境网络的建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从实际出发，“一带一路”的市场体制、发展水平和它的这种国际化水平应当讲，同我们西方的高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觉得还是从实际出发更好。
Karin KNEISSL：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样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要穿越一系列的古代文明区和宗教信仰区，这点也一定要考虑进去。
比如说有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由于过去10到15年当中发生的一切，以及正在进行的战争。很多人开始避开这些国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放弃宗教，比如说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瑜珈，而不是继续恪守伊斯兰教的教条，有去宗教的趋势，但是以宗教之名，宗教极端主义之名而行之的动员力和组织，仍然是这种巨大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一方面，我们需要繁荣、富裕、建设、市场，减少贫富差距，像世界经济论坛已经过去十年当中提出的十大安全挑战之一也是有这样一个宗教动员，宗教极端主义，这也是我们始终要记住的，排在前几位的挑战之一，特别是我们谈到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这些发展目标的时候。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您认为“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够帮助把中国更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我儿子就想从中国沿着“一带一路”开车开到欧洲去。从中国一路开车开到鹿特丹，或者再以某种方式再到伦敦，但是我们在欧洲听到人们谈论“一带一路”并不是很多，这是不是人民之间连接的一种方式？
Karin KNEISSL：是啊，你可以从上海坐火车，甚至现在可以坐火车到欧洲，高铁是更加诱人的。我们也要记住，“一带一路”这种沿线的地区，也要把这种条件要变得更加安全才行，人们也愿意去，像伊拉克、叙利亚还有安全问题，但是可能由于“一带一路”，在地中海东岸会碰到一些瓶颈，这些地方既有古代文明，战略上也是要地。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钱部长，您讲讲。不光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容易发展的国家，我们大家也都在讲软实力，一方面如何我们把这样一种共同的利益传导出来？
钱克明：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防范“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一些风险，包括一些威胁，包括政治上的不稳定。我想提醒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现在也在考虑“一带一路”，因为沿线，特别是中亚有些国家一个是政局不稳定，第二宗教的冲突，还有民族的冲突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正在想了很多办法，国内也有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安全协调机制，也跟所在国建立了密切的沟通，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刚才说中国能够通过软的影响力，影响这个地区。我想中国主要的目的还是经济的目的，就是整个未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我们强调叫做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通过这种五通的建设，把整个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中间地带，包括东南亚一带。
事实上原来的全球化被抛在后面的区域，能够连通上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这一带风险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经济收益问题也要考虑，同时也有一些道义的问题。这个地球是大家共同的地球，目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是发展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贸易化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你们问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大陆，如果这一块不发展，全球未来所有的需求永远是不够，不足的，世界经济缺乏一个引擎，靠美国支撑全球经济是不行的。靠中国也不行，因为中国事实上过去多少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以上，但是目前我们仍然不满意，还是拉不动。
下一步发展问题就是发展更平衡，更包容性的全球化是我们下一步的新兴全球化需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的包容性和更平衡发展的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是着重引领未来更平衡发展，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做出中国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 John MICKLETHWAIT：谢谢大家。我们刚才讨论了习主席的发言，以及高铁，“一带一路”，和平等的问题，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