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金融的风险：“黑天鹅”与“灰犀牛”
- 如何评估全球金融业的风险状况？在经济上升期，金融改革和去风险的动力来自于哪？谁来操刀？
- 次贷危机后，美国采取了大力度的金融监管措施。如何看待这些监管措施的作用？特朗普提出金融去监管，是出于什么考虑？
- 中国金融业有哪些风险要“防”，尤其是系统性风险？什么样的杠杆要“去”？需要在监管思路和体制上进行哪些改革？
主持人：高盛亚洲董事长 Kenneth Walton HITCHNER
讨论嘉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巴克莱银行副董事长 Gerry GRIMSTONE
日本央行前副行长 岩田一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阿斯塔纳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中央银行原行长 Kairat KELIMBETOV
Kenneth Walton HITCHNER：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叫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是高盛亚洲董事长。在过去的两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关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很大，以及他们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今天这节会议，主要是要来谈风险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化解这些风险。
在介绍台上嘉宾之前，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话题。因为金融风险黑天鹅、灰犀牛和明斯基时刻，在未来可能会在特朗普的推特上面重新命名黑天鹅、灰犀牛和其他的时刻。首先要看清怎么样定义这些讲法，黑天鹅指的是罕见的出乎意料的风险，它的影响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过去已经见到了。灰犀牛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也会对社会有一些影响。
金融分析当中没有进行很多的分析，明斯基时刻是在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有可能升级成系统性风险及危机，像美国房市破灭的时候就蔓延到世界各处。这三个定义会在对下一次的危机讨论当中频繁出现，我们几位嘉宾会谈一下这些风险是怎么看的，怎么样避免这些风险。我们来介绍一下台上的嘉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巴克莱银行副董事长 Gerry GRIMSTONE；日本央行前副行长 岩田一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 李若谷；阿斯塔纳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中央银行原行长 Kairat KELIMBETOV。
现在从Gerry GRIMSTONE开始，作为全球的金融服务公司的董事长，您怎么样看我们现在的金融的市场？尤其是关于明斯基时刻。
Gerry GRIMSTONE：我相信我们处在一个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时刻，在过去的几周事实上市场忽略了一些快钱的现象。如果看一下市场周转，几乎已经超过了市场历史上最好的牛市。但是归根到底，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种现象不会持续。我们所经历的这种波动，告诉我们，我们的好时刻已经快要结束了，就是现在市场是过于乐观。
在过去五十年有很多的时候，人们都想要创建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很多的国家包括像阿尔巴尼亚以及北朝鲜或其他国家都愿意去追随，因为他们看到在这样的秩序建立当中有互利的机会，有很多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我相信历史会向我们显示，这个时期、这个时代已经快要终结了。
我在过去的几年看到了有这种变革的涌动，社交媒体和假新闻造成了很多人的愤怒，还有就是在金融、机遇以及一些性别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民粹主义也得到了一些市场，市场模型也很难建立。我认为灰犀牛已经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了，我可以提出三点。
不管你对特朗普总统个人印象是什么，他都不是一个傻子。如果你是一个傻瓜的话，你是当不了美国总统的。他其实就利用了美国大众愤怒的情绪，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总统，就是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用我们的理性去分析特朗普总统。当他说要让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全面的贸易战不可能发生，但是今天早上习近平主席提到特朗普总统的时候，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策略。
另外一个灰犀牛，我们的国家也就是英国投票公投退欧，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要让英国变得更伟大，实际上是英国公投让退欧时候的一个口号。但是事情有可能会很好，但是现在谁也不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走出来这么一步险棋，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第三个灰犀牛其实是俄罗斯，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实际说是跟西方在进行战争，包括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方面的问题上。他是想要创建一个更伟大的俄罗斯，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的行为其实完全可预测的，但是对于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却会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世界各地的政治家都非常擅长处理危机，市场的参与者以及机构就像我所在的机构，我们都会注重流动性。
监管进行了极大的增强，还有金融机构的治理也是得到了加强。当我们看明斯基时刻的时候，明斯基在1998年发布了他的著作，十年之后人们在金融危机经历的时候才看到这本书的架构，我们都可以从这本著作当中和金融危机当中学到很多，所以明斯基时刻有可能会回归。我会预计到未来高波动的一个时机，希望各个基金经理能够准备好。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们就是不能够过于乐观，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金融危机过后十年，就像Gerry GRIMSTONE刚才谈到的这些点，比如说要有监管、弹性，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景当中？
岩田一政：非常感谢，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了很大的增强。现在的金融宏观审慎性监管措施已经准备好了，全球的银行体系也更加稳定，而且在流动性管理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样才能够预测风险、预测危机。应该说是有一些进展、有一些进步，但是现在自由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弹性，我们的金融韧性还是需要得到增强。我想要谈三点，它能够增强我们的金融系统的韧性。
第一点，金融技术的作用。有一个金融技术公司有570亿的资金流动，这个就显示出金融技术跟网络攻击相比还不够强大，有一些金融技术想要取代现有的全球支付系统，但是这种加密货币对于网络攻击而言还是比较脆弱的，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还没有覆盖这些网络公司、互联网公司。那么在这种框架之外，我们也需要有相应的监管，这是我们一个潜在的风险，就会影响到现有的金融系统的韧性。
在区域层面，我认为2400亿的清迈倡议下的基金是非常必要的，能够促进东盟+3区域的安全网，还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也应该得到增强，这一点对中期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能够去应对比如说欧洲的货币基金。欧洲现在就有货币的团结或稳定基金，但是亚洲还没有。对于亚洲而言，如果有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可能是一个好事。
第三点，在全球危机之后债务堆积过高，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国已经是名义GDP的170%，日本在泡沫期债务也是债务是名义GDP百分之一百多，在日本这也相当于是灰犀牛。目前我们预计2025年可能能够解决这种债务危机，因为我们现在净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小于了政府的外债。
目前的公共债务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去关注其质量上的变化，同时并且需要能够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进行很好的监督，关注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灰犀牛的风险。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风险、亚洲的灰犀牛，想听听您接下来的观点。
Kairat KELIMBETOV：我觉得哈萨克斯坦也在关注明斯基时刻，有一些银行他们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进行相关的准备。还有一些政府所准备好的银行救助的方案，哪怕是十年之后，当我们讲到亚洲不同国家的时候，每一国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不能说从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学到经验就全面适用于整个地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依然是资本市场深度的问题。如果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业来说是较小的话，那总会是一个问题。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设计了一些特殊的管辖区，特别强调法制。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一些特殊的公司进行一些监管的样本性的尝试，包括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试点性的监管。金融市场领域应该能够和发展与时俱进，现在这是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
Kenneth Walton HITCHNER：因为我们更多强调中国，请问李行长，美国现在保护主义盛行，而习主席今天上午给我们传达了非常清晰的讯息是全球的合作和开放。您觉得美国所奉行的保护主义是否会带来明斯基时刻，有什么负面影响？
李若谷：我想让那些讲英语的同事戴上耳机，我要用中文来做发言。总的来说，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这种金融风险，都是难以避免的。出风险是个绝对的问题，不出风险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相信哪一个银行，或者哪一个企业，或者哪一个公司只愿意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不再发展了。大家都是想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做大，所以风险是肯定会聚集的，包括金融机构也会聚集风险。
作为监管单位，如果想把风险全部屏蔽掉，或者把风险全部覆盖掉，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作为监管机构来说，已知一定是小于未知。未来的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因此很难去预测，也很难去预先去监管，所以风险的控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这种争端会不会引发什么新的灰犀牛、明斯基时刻等等的发生？我觉得中国不至于。刚才日本的朋友讲到中国的公司债是很高，但是中国的公司债都是内债，日本的债也都是内债，所以日本的金融风险我觉得就不是那么高，中国也不很高，就是债务风险不是很高，因为是内债，而不是外债，因此没有货币错配的问题存在。因此，我觉得风险是基本可控的。
我觉得中国因为中美贸易战引发金融的风险或者是其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本身市场很大，内需也很大。如果在外贸上有一些困难的话，中国内需还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不认为美国要和中国真正打一场贸易战，只不过是利用贸易战作为一个工具，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像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美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比中国在美国获得的利益要少，因此这不是互惠的，他们希望把中国的市场打得更快，他们好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个方向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我觉得是一致的，就是中国也是在不断地开放、不断地改革，市场也会不断地开放，因此不会产生所谓灰犀牛、黑天鹅、明斯基时刻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谢谢！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您回答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请问巴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政府特别关注黑天鹅、灰犀牛，就是不要让他们变成现实。做了哪一些的监管上的调整是尤为重要的应对灰犀牛和黑天鹅的风险？
巴曙松：谢谢！我也学着李行长用中文讲。大家在中国金融界经常有一个说法，说每逢到“8”的年份，国际市场都比较动荡，你看1997年、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现在又到2018年，这么一个节点背后比如说现在面临的到底国际和国内有哪些风险？
对比一下每一次美元作为一个主要货币，当它开始走强加息吸引大量的资本回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兴市场因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导致出现风险。这个是当前在国际市场大家都值得非常关注的。至于说到中国，值得关注的风险有几个方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中国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跟全世界都类似的一点，我们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于持牌的金融机构监管是很严的，资本金要求大幅提高。但是这在客观上也驱使很多业务被大规模从表内转到表外，这些年即使对持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时间，也是表外的业务大幅上升的时间，中国其实也是这样。表外的业务、资产的资产质量，回到表内可能产生的风险是多少？是不确定的。
但是如果放到证券公司或者是基金公司的子公司，那就不需要资本要求了，所以促使大量的资本从表内向表外转移。所幸的中国监管机构的变化，我个人觉得应该对国务院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统一这个规则。我们看到在新的架构里面，同样的监管规则的很多权力就集中在央行，监管机构就变成了执行的层面。
第三个是债务之所以持续在上升，还是因为实体经济的回报水平低。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不是说债务信贷增长快，中国在历史上很多时候信贷扩张很快，但是杠杆不高，为什么？因为实体经济的回报足够高，产生的回报足够覆盖住你的债务成本。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杠杆要降下来，还是要培育新的增长点，让实体经济的回报水平要提高，这样才会逐步回落。
我做一个小结，外部要关注美元回流，可能哪些新兴市场错配比较大的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中国，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下一步在整个去杠杆的过程中表外的影子银行在逐步回表的过程当中风险怎么逐步释放，这在以前是往往不在我们的风险评估之内的范围之内的。
第二个，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市场已经习惯了不断加杠杆，货币很宽松。如果说未来三年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要低杠杆，显然和过去金融机构所习惯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最近今年很少见的中国M2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个位数，而过去几年一直是两位数的增长。这意味着各项货币环境已经开始在产生效果。
主持人 Kenneth Walton HITCHNER：非常感谢！我们再回来问一下Gerry GRIMSTONE，之前我们谈到了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在过去的几周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有相应的变化，对于政治家跟金融周期的相关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Gerry GRIMSTONE：我觉得有一点意外的，就是说中国稳定性的信号还是很强的。虽然有民粹主义，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化解的机制。当你有这种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时候，怎么办？看欧洲大陆可能会看到英国左倾的政府，就是这些国家的选举团必须要受到足够的尊重，但是他们并没有跟既有的政权有相同的观点。
在过去50年，就是我们是掌权的人，但是有人不喜欢我们。在英国作为一个银行家，其实是一个很受人诟病的身份。英国人提到银行家，就说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他制造了世界上很多不幸的事件。但这至少是人们一个成熟的观点，你是不能忽略的。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家，就是我们不能够过度去分析他，说他会有怎么样的行为，因为他不会过度去分析他自己，他就是好直觉，当然这些直觉也会受到制约。
但是特朗普可能任何一天都会清醒过来，可能会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的市场模型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欧洲的国家，还有亚洲，亚洲可能没有这种民粹主义，而是大家都是崇尚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的位置，人们也会尊重这种等级制度，然后也会尊重在他上面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尊重的话，那任何事情都会发生，这就是市场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如果说是忽略了这样现象的话。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五年前已经不在纽约来到了中国，所以说作为银行家，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邪恶的称呼。中国是美日很大的贸易伙伴，如果说中美贸易继续有磨擦的话，那日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岩田一政：日本也会受到这样一些现象的影响，安倍将会在4月中旬访问美国，跟特朗普总统见面去讨论一些贸易方面的问题。虽然日本是美国强有力的盟国，但是这一次关于钢铁和矿产新的关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是美国贸易办公室说是对于进口的钢铁产品要提高关税。日本当然是非常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想要依赖更多的像TPP的框架机制，但是很遗憾美国特朗普总统带领已经退出了TPP。
日本还是非常严肃地要继续建构TPP，几乎也已经成功了，就是让TPP能够促进保持自由的贸易和投资，至少在太平洋区域。日本也需要继续促进这样的措施，也要使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到TPP的机制当中。英国也提出如果允许的话，他们也愿意加入TPP。我们当然也欢迎像韩国、泰国的国家都加入TPP，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经济、对于技术进步、对于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先进的自贸协定机制，能够促进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欧盟现在就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有相应的隐私保护法。日本也跟欧盟有自贸协定，我们也会需要解决相关的问题。这种隐私的保护法，我们也有新的规则，就是日本也要准备好有新的措施来保护人们的隐私。
中国可能方向不太一样，就是在关于信息方面和数据方面、贸易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加严肃的讨论，就是在未来对这一事宜进行更加严肃的讨论。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要促进区域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的建立，还要遵循WTO的规则。
主持人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提到了TPP是一个政府性的决定，还有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也是政府提出的，您是哈萨克中央银行的行长，您能不能谈一谈关于对于黑天鹅、灰犀牛的现象在未来是要打算怎么做？
Kairat KELIMBETOV：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增强监管，我们意识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也需要监管者发出更强的声音来解决问题。如果说的声音不够大的话，问题就会继续存在。 第二点我认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因为太大而不能够失败的思维，而是看金融机构的各利益攸关方，如果纳税人的钱没有用到正道的话，纳税人不会高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更加关注持续的增长以及多元化。
哈萨克比较关注的是多元化，我们要建立这种基础设施枢纽和中心，然后也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我们想要使贸易多元化，我们有50%的贸易是跟欧盟、20%跟中国，以及20%跟俄罗斯，我们相信持续的连贯性增长能够划界人们类型潜在的风险。我认为真正的灰犀牛在于之前错误的观念。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们再讲讲黑天鹅的问题，从定义上来讲有人说是黑天鹅还是灰天鹅，和灰犀牛类似的一点是有非常不确定性、无法预期，但是有主要的影响。请各位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2018年已经进行到了第二个季度，从地缘政治或者是从金融角度来说，最让你担忧的黑天鹅是什么？
巴曙松：大体可以看到，GDP增长基本站稳了，但是你再仔细看内部不同的表现分化是非常大，有很多行业在不断地收缩，但是有的行业保持高速增长。 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经济已经在转型了，但是我们金融业未必能够Flow这个转变，为什么这么说的？你就会发现以前我们中国的银行业，你看风险消化方式是因为中国过去这么40年的高速增长，今天上午习主席讲了4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9.5%，这是非常高速的增长。
现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之后，这种消化风险的机制可能就不再存在了。我们看到银行的利差平均在慢慢收缩，而且旧经济收缩的风险慢慢就释放出来了，新经济的占比关联度又不大，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未来中国的金融业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风险。原来在高速增长期、信贷增长快、利差大的时期是足够能消化风险。
但是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M2的增长速度下来了，可能原来觉得不是风险的一些资产现在慢慢风险也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经济在转型、金融怎么及时去跟进，如果没有及时跟进的话，可能这一部分金融机构就会慢慢被淘汰，就会成为我们整个金融体系里面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题目。
岩田一政：美国特朗普总统讲到了税收改革，还有政府赤字的问题在2019年之前相关调整的目标，这个是我比较担忧的。在需求方面要减少美国持有的债，降低到4.3万亿美元，也就是减少了1.4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这要有市场所吸收。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量，流动性将会进一步减少，那谁来买？美国的政府债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价格的错配，很多的依然是价格和成本倒挂的，这必须要进行纠正。当政府债在减少的时候，将会看到在房地产的价格上，还有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上都会有极大的变化。后续的一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会看到众多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影响将会是巨大的，这是我认为的黑天鹅或灰犀牛的风险。
李若谷：我觉得最主要的影响国际市场的国际事件在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实施，现在只是一个政策的宣布，然后中国也宣布了将如数奉还。但是双方尚未有真的去这样做，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就将会带来对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及经济发展的极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国特别快速地结束扩张政策，这也会对国际经济带来极大影响。
最后一个是为了能够预防风险，不管是黑天鹅还是灰天鹅还是灰犀牛的风险，银行的内部管理显得极为重要。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地去做好内部的管理和预防风险，并且提升这方面的文化。医生并不能解决病人的问题，医生更像是一个外部的监管者，银行和企业像是病人。
当医生告诉病人说你有这种病要自己关注自己、照顾好自己，但是病人的医从性很差的时候，完全跑到的监管之外，那银行外的监管就没有意义，所以银行内部预防风险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预防黑天鹅和灰犀牛的过程中。
Kairat KELIMBETOV：既有地缘政治原因，最为有风险的时刻是全球市场的四分五裂，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对于风险的管理者，现在我们有一种新的流行主义的常态。讲到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趋势，比如说像叙利亚趋势和冲突的升级，他们应该还是说处于地方性的冲突，但是是会有进一步的蔓延，这里面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还有对于新技术的采用，同时也要保证在KYC方面以及反洗钱方面保持自己的高要求，这也有一定的挑战。债务是黑天鹅和灰犀牛的一大风险，有很多的企业债已经转变成了主权债务，有一些央行也涉及其中。从地区的层面上来讲，中国的央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像俄罗斯卢布的贬值也是我们所担忧的。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听在座各位的问题，请在座的各位举手并请自报家门。
提问：今天上午习主席在演讲中讲到，我们将会进一步扩大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和投资，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去开放进领域？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见的障碍，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金融领域的投资？
李若谷：中国的金融领域在过去的40年中一直在持续开放，有很多的外国银行和外国的投行、外国的保险公司在中国运作。但是要回答您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等一些细节出来。习主席在他的演讲，更多的像一个政策宣布，将会进一步地去放宽金融领域。但是如何具体去做？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在具体的细则出来之前，我不能说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见的障碍或其他的。还有法律的系统非常重要，不管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的外商投资者，他们都特别地强调中国的法制系统的透明性，与国际的公约、国际的操作相对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相信外国的投资者也自然会对这些政策充满信心。
提问：谢谢！有很多谈到中国的债务问题，说中国在去杠杆化，不管说是主权债，还是公司债，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企业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去进驻海外的资本市场，期望能够进一步去实现这种债务的转换。我想问的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防止中国的债务问题转变成黑天鹅或灰犀牛的风险。
李若谷：我不觉得中国的债务有很大的问题或者危机，我刚才说过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国企的债务，政府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是GDP的40%，所以说企业债向人们描述的是GDP的170%，但是他们都是国企，私阶的债务也是50%左右，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国有经济的部门是政府的左右口袋，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进行调换，比如说债转股或者跟其他的资产去转换，所以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处理国企的债务问题，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问题或者危机。无论是在中期、短期还是长期，谢谢！
Gerry GRIMSTONE：我认为全球的净值调查，在说到公司在海外发债的时候并不是做的很好，我们听到这个标准已经有所改进，就是这种治理的标准在中国市场都得到了改进。但是我想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在找机会钻空子。
Kenneth Walton HITCHNER：在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非常高，而且日本基本上都是国内融资，这个模式是否应用于中国？
岩田一政：把日本的泡沫破灭和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对比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企业债在泡沫期是GDP的140%，有很大一部分债务变成了不良资产，尤其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是私营部门和私人银行在消化这些不良资产，100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1990年的时候，泡沫破裂，然后2003年的时候像这些私人银行进行了注资，如果看增长率在泡沫期是5%，今天降到1%，为什么？
因为经过了去杠杆，就是说企业进行投资的量减少了，他们有过度的设备、过度的劳力、过度的生产力，所以他们在削减新的投资。这种低的投资率就会预示着低的增长，这是日本独立的情况，并不是美国或欧洲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是一个基于银行体系的经济。因此这种去杠杆的过程在日本主要的影响就是低的投资率和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提问：前面提到金融危机黑天鹅、灰犀牛、明斯基时刻以及特朗普的推特，实际上在过去一年特朗普发了超过2000条推特，对于金融市场和对于政府政策都有一定的预示和指向，您和在座的各位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政府和金融市场怎么样来应对特朗普的推特？
Gerry GRIMSTONE：在推特的事件上，应该152个字发完所有的信息。关于谈到像地缘政治的复杂信息，152个字能发得完吗？但是可以更加频繁地去发推特。然后他说推特来自于美国总统，他就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提问：我们是搞互联网创新开放商业平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术语“金融生活化、生活金融化”，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是非常专业的话题，能否用我们日常的社会普罗百姓大众的共同参与分享，用今天的开放创新的理念可以更多地化解经常谈到的金融危机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一种心理压力和不预期的感觉？谢谢！
李若谷：我来试着回答一下，虽然说他说的是中文，但是我也没太听懂他这个问题。大家都想参与金融，从金融中获益，也许能够使金融风险不那么聚集。我想他可能是这个意思。我的看法是这样，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如果大众14亿人都去搞金融的话，我觉得不能这样干，金融还是要有比较专业的人士、机构去经营。但是金融的体系，比如说中国的金融体制需要变化，因为中国的经济第一是已经相当市场化，第二是分散化。
很多中小微的企业包括个人、个体户、个体企业，还有很多农业。怎么让中国的金融能够为这些中小微的企业服务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是相对集中的，面对的是相对分散和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这两个之间是不匹配的。如果能让这两个事情匹配起来，我们要大力地发展中小银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刚才这位朋友的担忧可能会有化解。谢谢！
Kairat KELIMBETOV：如果我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投放到市场，一方面能够简化人们的生活，比如说有不同的像P2P的平台或者借贷平台或者新的支付工具，但是对于监管者而言，却没有使监管方的生活或者工作更简单，他们需要研究这些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在伦敦、新加坡，我们都是有这种沙盒机制，沙盒机制可以容纳一些新的初创公司来测试技术，比如说6个月到两年的时间去测试技术。
然后同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跟监管者合作，来确认他们这些新技术的风险有哪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风险怎么样得到缓解。这是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能够既拥抱技术创新的公司，又能够来解决监管的风险，一旦能够突破这些测试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许可证，向更广泛的群众去提供金融服务。因为你的技术是要为本国的国民提供服务，为了能够先前把问题都解决，就用沙盒机制先测试，先去跟监管者磨合。
然后现在技术不会等待任何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是在金融服务方面有了这种飞跃式的发展，解决了很多比如说金融付费方面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在用微信。在欧洲我们用的是WhatsAPP，但是WhatsAPP里面并没有支付系统。
但是在中国大家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就是微信也可以支付。在有这样的创新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始想怎么样去化解相关带来的风险。普惠金融还是很重要的，有至少一半的国民都会用银行。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是创建新的技术，我们应该是促进他们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忽略他们。
主持人 Kenneth Walton HITCHNER：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讨论预测性或者说是管理，或者预测不可预测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一个半小时还是讨论出了很多的观点，我们也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进行讨论，谢谢各位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