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 主要发达经济体正陆续退出扩张、回归货币政策的常态，全球流动性收紧。经济的表现和通胀压力是否支撑央行政策的这种方向性变化？还是出于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实际效果的不确定和对潜在风险的忧虑？
-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收紧，往往伴随风险，时点、节奏、力度至为关键。这方面有哪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之路该怎么走？
- 作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20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主持人：Bloomberg主编 John MICKLETHWAIT
论坛嘉宾：
日本央行前副行长 岩田一政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 李剑阁
澳大利亚AMP首席执行官 Craig MELLER
Plymouth Rock保险董事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 Jim STONE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俄罗斯央行副行长
John MICKLETHWAIT：我们的主题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政治贸易都需要货币正常化，现在美国央行，还有日本都已经收紧货币政策，中国也是在朝这个方向走。现在货币市场的利率已经提高了，甚至是日本也在提高利率，问题就是公司从货币政策收紧当中获利还是损失，现在问题是关于贸易政策。
易纲：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审慎的、谨慎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什么量化宽松，或者零利率的政策。现在主要的央行都开始收紧利率，开始退出扩张，也会进行缩表。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期待这样变化的发生，所以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进行这样的改变。
关于利率在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舒适的区间。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是3.7%，美国现在可能是2.8%左右。短期我们非常长时间关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我们也准备好了，进行审慎的货币政策。
目前为止我们利率的自由化是朝着市场主导的方向发展，价格的变量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目前我们有两条渠道，一个是基准利率，一个是市场率。比如说rep、政府债、公司债利率，现在的货币市场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
借贷储蓄我们还是有基准利率，我们对基准利率放松了一些空间，基准利率作为一个参照，但是贷款利率，或者存款利率可以就基准利率而言稍微有所上浮或者下降，这个是由商业银行他们根据市场状况来决定的，他们实际的存款和借款的利率。虽然我们有基准利率作为一个指导，但是在未来，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我要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了逐渐使这两条利率轨道逐渐融合，更向市场利率统一，这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所以我们要考虑什么是最好的策略，最好的策略在未来就是要让这两条轨道更加审慎，然后更加遵从一个市场利率的这种方向。
岩田一政：量化宽松首先就是日本央行在2001年开始量化宽松，是当时把它叫做第一轮量化宽松，我们在量化宽松第一轮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并没有对市场有任何的预期这种期望。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长期的通缩问题，这个问题即便今天还存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我们是从量化宽松引导的政策向利率引导的政策转化，利率是0.1%，十年期国债率是零。
日本央行会根据我们的政策对象，今天就日本央行采购的量是比预期的要小。但是有一个沟通的问题，日本央行并没有想要退出，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观点。但是市场对这一信号并没有很好地吸收，我们的通胀率是1%。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核心通胀率，CPI，包括食品和能源是0.3%，IMF估计日本进入通缩的可能性是22%到23%。
目前，日本央行和日常的预期之间是有一些差距的，现在日本央行将会跟美国一样去提升利率，并且跟这个银行的储蓄相关的有一个利率。还有在提升利率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从0.1%逐渐提升，然后日本央行国债率也会上涨，从0.3%到0.5%。
James STONE：我的职业之初是作为一个学者，现在我是一个商人，但是在这期间我曾经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经验让我非常的担忧，我认为的所谓非常规货币政策不确定的影响，比如说非常低的利率。我们看到衍生品交易极大的扩张，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性。而且这个杠杆率也极大的上升，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杠杆率到底是多少，中国的金融机构我们也不是很理解。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意外的结果，但是有可能对于经济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反转这种便宜的货币，这是我们需要考虑和担忧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所担忧的，而且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一个正常化的利率环境。当然，在这条路上会有困难，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改变，还进行这种低利率的话，未来会更困难。
李剑阁：中国这几年的货币政策还是走在比较正确的路线上。所以我也要祝贺一下易纲担任新的行长，因为他在央行工作了快30年了，有他担任行长会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投资拉动的措施，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都会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我这几年来一直就觉得这种批评不是特别的宽厚，也不是特别的中肯。
我们很难设想，当时中国不采取投资拉动的政策，中国会发生什么？因为这是不可以重新实验，也不可以重新来过的。所以我觉得尽管当时的投资拉动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看我们这几年货币政策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并没有像日本、欧洲那样采取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一个微调，不会有一个很剧烈的变动。因此对于宏观经济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也不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振动。
Craig MELLER：我觉得就目前的环境来说，不管说是货币宽松政策，还是扩张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不会有主要的影响。在亚洲，在西方国家过去的十年中，我觉得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是极为特殊的情况，所采用的政策也是比较极端的政策，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解决的发展，希望全球的经济回到比较健康的状态上来。世界各地的货币主管当局他们当时也在考虑如何调整这个需求，如何快速实现需求调节。
如果我们出现资产的通货膨胀，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另外就是对一些技术革命，对于劳动生产力的改善和传统的技术，以及相应的需求变化也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技术的革命带来了非常快速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影响。我们的预期是这种情况将会继续进行。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的确需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需要能够有非常好的实施的方法，并且只是进行微调，否则这种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易纲：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宽到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四倍，也就是说沪股通和港股通每年由130亿，调整到520亿。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第六，放开保险外资经济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第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经过中英两国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争取在2018年年内开通沪伦通，在此前宣布的一些金融业，服务业的开放措施也在有序的推进。比如说以前宣布的，包括开放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以及对外资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这些以前已经宣布措施的落实正在扎实地推进。
放开对外资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同时对各类所有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都要依法合规，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大家知道金融是牌照业务的，做金融是要有资格的。对于这种金融牌照，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服务的牌照是严格管理，是有准入资格的。所以对于内外资是一视同仁，审慎监管。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我们可以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更好的实现全球化。
我们会逐渐地开放，我们欢迎外国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进行业务的运作和进行投资。我们会把国内的和外国的公司一视同仁，他们到底是谁会表现出更好的竞争力，这是他们自己来决定的。整个市场是开放的，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就要看各家公司自己的公司治理和自己的能力的，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几年之后，通过开放的政策，我充满信心，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是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市场，能够得到更好的监管，同时也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有非常公平、平等的竞争。在这里中国和外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一个平等的经济场上进行博弈。因此，整个的服务能力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不同层级的客户的能力，以及产品的多样化都会更加好，讲到监管和金融安全，我相信这两个方面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James STONE：我也很高兴听到一些评论，就是说金融机构监管不会大幅度放松，因为开放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好的。但是它也使得各个经济体更加互联，就像美国的金融危机，它的溢出效应，或者其他地方互相影响也会增强，所以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
从1929年经济大箫条我们获得的经验是非常清晰的。我们要更加透明，更低的杠杆率，这是我们学到的经验，也是我希望现在的监管能够实现的。
易纲：首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想法。我认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或者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首先，这种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中国是在产品附加值价值链的末端，所以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东亚对于美国的顺差，因为中国会进口日韩以及台湾生产的产品，然后再卖给美国，所以在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出来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事实上中国跟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有贸易逆差，我们需要从一个多边的角度，而不是跟美国双边的角度看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贸易不平衡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你看这是国家账户，一方面是经常账户向下赤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三点，一是政府赤字，第二是投资，第三是私人储蓄。目前的情况，美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但是另外那一方面，如果看预算，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也在增长。赤字越高，贸易赤字也就越高，预算赤字越高，贸易赤字也就越高。
第三，刚才说的私人储蓄。目前美国私人储蓄率是有所下降的，这也会造成缩减经常账户赤字的困难。我们需要认识到经常账户的赤字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我们看中美贸易的时候，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如果看中国跟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在过去十年每年增长20%，去年服务贸易，中国对美国的逆差超过了380亿美元。所以，随着金融服务业开放和服务的开放，美国将会在未来的服务贸易当中具有进一步，更大的优势。所以如果我们把货物贸易跟服务贸易两个放在一起看的话，他们是会平衡的。所以如果美国政府花更少的钱，储蓄率上升的话就会缩减赤字，没有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他们会在中国市场销售很多产品，大量的销售额和利润。但是我们看中美贸易利差的话，并没有算这块，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以及获取的利润，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整个不平衡的状况就会极大的缓解。只看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产品销售是不够的。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品销售，事实上销售额和利润都很大，把这两点都考虑进去的话，图景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它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中国哪怕关税上升也不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的汇率体系运行良好，我们的汇率体系是以一揽子货币为参照，加上管理的浮动汇率也是基于供求关系，目前为止运行良好。
我们的央行并不会干预长期的汇率，而且他对中国人民来说服务也是不错的。我们有一亿中国人口会出国，他们能够非常方便地享受外汇。我们的汇率体系使得家庭、企业甚至是在中国营业的外资公司，都给他们提供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我们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它运行良好，也会继续良好地运行下去。
James STONE：我们应该增强监管，尤其是当你开放的时候，使得你的市场更具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增强监管。我们需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外资企业和国内的金融机构能够同台竞争。
李剑阁：我觉得中国银行这一二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可以从全球银行的排行榜来看，中国的几大银行已经在全世界排到前列了。看到我们银行在这几年改革方面，治理方面，风险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就是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把门开得更大的时机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开得更大。
当然，我们国有银行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方面和整个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央汇金公司是几家国有银行的控股公司，我们经常会发挥我们作为大股东的作用，在一般问题上可以发表独立意见，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得到大股东的授权。所以公司治理的结构还是很好的，每个银行股东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
因此，将来如果外资进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所以对于外资参加我们，加入我们现有的银行，或者他们独立建立银行，我们现有的本土银行有足够的能力去竞争。而且在竞争当中会提升它的管理水平。
易纲：货币政策的变化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金融业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来设计的。这些政策也有利于中国银行在国内的竞争，并且有利于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在全世界的竞争。
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中国的研究是走在前面的，我们也在研究数字货币怎么样能够以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以最好的形式安全发展，能回避有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使得数字货币能够更好的为经济服务，这里也包括区块链技术，也包括金融科技。整体来讲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它的正能量和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岩田一政：日本面临着日本和美国之间贸易的问题，当时在1970、80年代以及1990年代中期依然面临，所以我们积累了经验，如何应对美国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我们通过货币政策，通过提升外国的直接投资，还有就是通过就业的调整，还有生产效率的调整，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一个比较不幸的事情是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宣布美元大幅度贬值，这种贬值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
在接下来十年当中，1998年已经从240日元增长到了280亿美元，贬值的程度巨大。极大地影响了日本行业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大教训，所以我们也建议中国对外汇保持特别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是有一些风险的，包括像韩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中也见到了这样的风险，有很多谈判中都特别强调货币。
尤其是在美国去减少它的政府赤字的时候，所以，必须要保证比如说美国讲到的防止美元贬值。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如果有一些政策方面混淆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货币政策始终要保持它能够成为调整宏观经济一个有效工具的独立性。如果说一旦和货币被搅和进来之后，货币政策还要进一步平衡贸易。
James STONE：我赞赏中国采取的宏观审慎的政策态度，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注意到美国一些相关的变化，比如说赤字那个时候是比较低的，后来增长到30%，后续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所以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平衡性。讲到虚拟货币，区块链，有时候他们会被利用逃税，还有一些非法武器和毒品的贩卖，所以我特别担心比特币一系列发展的情况，我觉得和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不要鼓励比特币不受监管的问题。
易纲：开放措施，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就是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家想想，现在和多少年以前比，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不管是在FDI，还是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比如说中国股市、债市，外资怎么进入，中国的股市债市怎么样纳入全世界主要的指数，这些工作都在做。
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目前是比较平稳的。当我们进一步金融开放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货币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机构也好，也将来在更大的程度上在全球配置他们的资源，这样使得我们的金融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资本流入、流出的。所以我们希望流入流出是平稳、平衡的，这样资本流入流出是有利于我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中国一些主要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纳入MSCI指数，从外国的投资者来讲，他们是机构投资者，就要相应的配置这部分资产，他们要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
我们的理财，我们的老百姓也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来配置他的资产，中国的老百姓，企业和机构，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比例还是偏低的。随着开放，两个方向的需求都有，所以既然是两个方向的需求都有，我觉得跨境资本流动是可以平稳和高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