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
-中国在近些年通过简政放权和以营改增为首的减税降费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从历史经验看，减税对一国经济的竞争力是否起到了经济学者预期的作用？
- 减税潮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全球投资争夺战？
- 抢跑全球竞争，吸引资本、企业和人才，除降低税率外，还可以进行哪些税制改革？
主持人：彭博电视记者Stephen ENGLE
讨论嘉宾：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程丽华
巴基斯坦前总理 Shaukat Aziz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 Sanjaya Baru;
福耀玻璃董事长 曹德旺
澳大利亚前副总理兼财长 Peter Costello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 贾康
Stephen ENGLE：大家早上好，我叫Stephen ENGLE。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非常多专业的讨论嘉宾，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财务部的副部长，接下来几分钟会进行分享。
程丽华：谢谢主持人，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和大家讨论税制改革问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40年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税制也经历了历史巨变。
从利改税到双轨制，再从统一税制向现代税制迈进。这几次重大税制改革，有利激发了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利改水和工商税制改革，中国初步建成了一套涉外税制和国内税制双轨并行的税制体系。1994年的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框架，进入新世纪我们通过实行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等多项改革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适用税制的统一。
08年以来将税制改革与结构性减税协同推进，推行了增值税转型等一系列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国开启了构建现代税收制度体系的改革。主要特征是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特别中国税制改革，税收立法，减税降费三位一体全面协同推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比如我们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改革，我们完善消费税制度，出台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等等。在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率先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打了主动仗，今天看来40年中国税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税制改革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部环境相适应，着眼于税制现代化。从利改水到税制双轨制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需要。
从税制双轨制到内外资统一税制适应了竞争有序市场环境的需要。从统一税制到逐步迈向现代税制，以适应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二是税制改革始终与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相适应，税制不断国际化，我们在简化税制，拓宽税基，优化税制结构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初步构建起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税收政策和制度体系。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深化税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增无减。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很多。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数字化，产品生产模式，企业组织形态以及国际贸易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国际税收秩序带来了空前挑战。各国更加注重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些都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习近平主席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地方税体系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并加强绩效管理。这是1994年以来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使得财税制度进一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要求，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适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税制方面，我们将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税收制度体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兼顾税收调控和收入功能，逐步优化税制结构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二是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新开征税种一律由法律进行规范，将现行有行政法规规定的税种上升由法律规范。三是积极稳妥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考虑税种属性区分税基流动性特征，合理确定地方税种，适当下放税权，保持地方财力稳定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四是推动建立国际税收新秩序，继续推动全球税收治理合作，倡导和推动税制协调发展，推动建立公平公正，营造全球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贾康：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明确给出政府工作方面安排，实施改革减税措施。减轻税负的力度非常明显，刚才您提到八千亿人民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税外其他企业负担也要通过减少收费等等，减少三千亿，合计11000亿人民币。
这样一个安排，我作为自己的观察来谈谈感受的话，我觉得一个是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间继续实施减税让利主要的取向，因为在一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意识到要通过分权，最后落到搞国活企业，这个过程在不断探索，再进一步推进我们自己能做好减税这方面的改革和相关工作。
另外一方面，这个年度的减税力度很大，它也有一个政府管理部门更积极的回应社会诉求的这样一个社会效应。因为在进一步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竞争发展中间中国的企业和纳税人不断反映负担偏重，像今天到会的曹德旺总说到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我们作为研究者，正税和非税，税外负担合在一起怎么降低的问题。
社会诉求在这方面非常明显，中国从国务院的领导层到有关部门非常明确的给出信息，是对于这种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在互动中间能让中国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改革，税制显然是供给侧制度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它的减税很有力度，我们评价这个减税应该在他自己有所作为这方面，做起来可能比较靠谱的一件事，之前里根时代的那个美国典型的减税这方面，政策的改进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的历史经验。
针对特朗普的执政情况，减税当然是在全球化整个的舞台上会引起全球要素流动这里边新的动向，这种要素流动大家都认为会使更多的美国的企业得到减税的好处，而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也使更多资本流向美国，这个外溢性对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显然是有影响的。客观上不能否认，对于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怎么处理好自己的税制改革形成压力的，我们把压力变为动力，我们自己的减税显然符合这样一种回应的
我自己认为，美国的减税是在中国和美国其实已经有理论上和实践经验上的高度一致的情况之下，他们做的新部署，我们这边可以继续按照减税让利搞活企业这样一个取向，做好我们的事情，我先做这点评价。
Shaukat AZIZ：首先做一些介绍词，我想说的是税收的管理和税收的原则，我觉得可以大量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改革。所以说政府的结构不仅是一个收入项之一，还得更宏观的来看这个经济，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更好的分析，我们巴基斯坦政府所做的是税收和GDP这个比率比较低，我们减税，简化了税收支付流程，而且让税收征收官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化。
如果进行直接接触的话，在很多国家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说我把我们的税收改革可以描述成，我觉得每个国家需要进行聪明的税收政策，就是让纳税人很容易支付。偷税漏税这个问题，体系如果够透明，可以大量减少这样的行为，如果说没有增长的话，肯定会遇到问题，压榨这种收入，所以前提必须让经济增长，进行宏观的管理再让经济增长，蛋糕更大的时候纳税人就不介意付税了。
也有一些坏消息，我刚开始做GST实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游行示威者在烧我的车，他们在抗议，因为你要改变任何商业的生态环境，人们是不适应不喜欢的，但是在管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必须要做这些艰难的决定，必须要有勇气来坚持把这个改革做到底，把聪明税收改革做到底，最后可以看到税收和GDP的比率上升。
人们要交的税也减少了，GST的实施，我们是从别的国家学到的经验，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一个系统，他们需要签名，这样是个非常复杂的流程，这需要改变，现在的话如果说我们首先有增长，就会有更高的税收，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你的系统就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就一直会和你协商，不想要交税，你就会做这个经济管理或者国家领导人会陷入麻烦
所以先从数据来看，不要陷入到陷阱中，把税收看成单独的财政机制，因为必须要和整个经济挂钩起来。 如果说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税收收入会增加，我们的税收收入一直在增加。这样的话就可以投资更多的钱进一步促进增长，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Stephen ENGLE：听一下印度方面的经验，GST改革，Peter Costello谈一下作为澳大利亚前副总理，你说了你是澳大利亚做的很多年的财长，而且帮助解决了很多澳大利亚赤字的问题，现在回顾来看你觉得所得税的改革你有什么经验呢？
Peter Costello：税收本身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税收体系要简单、高效，合规的成本要低。我先回答那个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在抢跑税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公司税很早就有了，在二战之后，在英国他们是收52%的，甚至有段时间达到70%。在美国也有非常高的税收体系，一个联邦的体系，35%，差不多40%。在澳大利亚的话，公司税也一度高到49%，我减到了30%。
总体来看，公司也是法人，也是个体，税收的话最终是由投资者决定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个人税收负担低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需要消费，他们需要工作，如果说企业税低，个人所得税高的话肯定会影响经济，人们的税收负担太重，所以说我也一直在进行辩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必须要了解整个系统，最后还要确保它和内部系统是符合的。
曹德旺：非常感谢，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感谢今天大会组织这场会邀请我参加。我相信请我参加，大家都知道，自从2015年开始，我就陆续给国家提意见要降税，我认为中国税负太重，主要因为我在美国投资，在项目调研的时候，发现美国的税费很低，不像他讲的40%，大概占47%，我有数据报告给国家。
今天邀请我参加就说明把我叫过来听一下各国的领导对这个怎么解释，作为我个人来参加这个会议，我觉得也很惭愧，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国家需要先拿走，剩下给你，几千年演变过来，现在税变成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你说不对，管理国家两个工具，一个货币，一个财政。我告诉你，货币也是税，那是宏观税。
我对特朗普降税不是因为在美国投资，我认为它太伟大了，中国人企业界非常欣赏特朗普，他是企业家，他参选总统的时候，我跟美国一个校长打赌，我说他将会成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统，好久美国让企业家当总统，美国的税收刚才讲作为管理国家工具是每个主权，它自己特有的权利，只有他最知道什么时候加税，什么时候减税，所以不可替代的。
因此我认为美国做美国的事情，中国做中国的事情，管得了自己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对税收的理解。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我今天告诉你，议案不是特朗普做的，肯定是再前任总统做的参谋。
我3月份到美国，就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第二个问题，我们在五个州有工厂，特朗普的政策对美国非常有效，我一直建议中国政府降税，千万别像他学，因为特朗普是总统，按照美国直接税制管理的办法，总统管的是所得税，中国减这个东西效果不好，这个只能在美国用，英国用我认为应该算清楚再用。中国如果要减税，今年又拿几千亿，我跟他们讲，我建议大企业不要减，协会企业给它免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对税的问题我很关注，这件事情美国人的定义里边，他们说五百多，这个不对，我是业内人我知道，确实是贵，现在已经积极往好的方向转，在不断降低。现在正在在增值税减一部分，保险上五险一金在规划上面做了一些事情，我相信政府处在两难的地位，因为我提意见，找我开会讨论这个事情，这里一下降的幅度太大还不行，因为牵扯到财政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平衡的问题，必须降下来帮助企业降低要素成本。我相信短期内也只能一步一步来，56个民族，96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处理起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次降税是2015年到现在才降了一点点，不是特朗普减税的，他做的是对的，作为一个美国总统首先是美国人，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应该支持他，是这个问题。他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的拿到中国来是不可行的。
程丽华：我非常赞同，我再做一个补充的发言。刚才听了曹总的介绍，美国税改主要是对直接税进行改革，签署改革的法令主要在总统，中国的国情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税改主要是集中在增值税，中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这些措施。
过去的五年这方面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主要通过实施营改增，2万1千多亿元，加上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减费的措施，总共达到3万多亿元，2017年减税降负超过一万亿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力度也是非常的大，成效也是非常明显。
最近国务院连续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又继续实施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的措施。在减税的方面，我可以给各位记者介绍一下，这次减税力度也是不小的，为了进一步完善税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国务院决定从2018年5月1日开始，我们继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这个措施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二个我们要进一步的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现在我们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年标准确定50万和80万，下一步把它们统一调高到500万元，这意味着我们更多的企业享受比较低的税率，也就是说比较低的税负。
第三个，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留底退税的范围，它是有特定指向的，主要要支持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还有我们的研发等现代服务企业，以及电网企业。
通过以上三项增值税的减税措施，我们现在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减税达到四千亿元。前面我讲有三项具体的政策，合计四千亿元，这是减税方面国务院做出的决定。
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政府性收费降费的措施，累计下来大致要给社会包括企业减费降负2506亿元，如果加上经营服务型收费这些措施，全年减轻企业负担大致要在三千亿元。我们还要继续出台一些减税降费的政策措施。比如我们要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再比如说要进一步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些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刚才曹总讲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对小微企业给予大力的扶持。以往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是我们从今年开始还要进一步的加大支持的力度。总之，我们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进一步的为企业减负增效。预计全年我们减税降负将超过一万亿元。
Sanjaya Baru：先评论一下之前的问题，我很高兴你最终说到了财政赤字和税收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谈减税的时候，刺激商业的一个手段的时候，不能忘记政府征收税收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要增加收入来进行政府的开支。还有一个要为社会提供服务，特朗普总统减少美国税收的时候，增强了美国的竞争力，但是想问的是这些钱如果用来投资基础设施，或者说改善教育会不会更好，政府用这些钱到底有什么方式让经济更具竞争力。
关于你刚才说的减税，最后可能会有风险，如果把税收作为激励政策的话，公司之间就会互相竞争，来减少投资。但是我们不能无止境的一直减税，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财政收入来进行支出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政府用这个减税来刺激经济这个手段能用到什么时候，这是有一个限制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不同的国家，关于印度，首先我们有共同的宪法，共同的体系，共同的安全体系，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的是一个共同的全国的一个税收体制，我们现在有中央的税收体制，还有州政府的税收体制。我们现在做GST的改革，主要是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这是我们政府的一个目标之一。
一年前，瑞典的前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来到了德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对我说你认识你们的财长吗？我说我认识，你可以告诉他税收改革政策，因为已经做了七年的改革，当瑞典实施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瑞典都遇到了问题，如果放在更复杂的印度经济，在印度社会中，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问题，而且我们这种没有组织的私有领域占比更大，所以问题会更大
之前瑞典的前财长说不要这么做，根据我们的经验，因为很多财长在过去25年中都学到了教训。很多政府就直接把这个皮球踢下去，为什么你们不这么做，否则也会陷入麻烦中，我们也这样做了。
我们确实有很多困惑，最重要的一点是困惑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要知道，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任何税收改革都是不想减少它的收入的，这是一个前提。不管是中国的财政部还是印度的财政部，还是巴基斯坦的财政部，任何国家的财政部，我们在进行减税的时候，都不想增加财政赤字，不想增加预算赤字，也不想减少政府的收入，如何进行税收改革呢？
从一个机制到另一个机制，我们是从5到18的这个区间内进行的，所以首先需要几个月来进行这样一个试点，来把它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我们一直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改革。 现在的话我作为商会的代表我知道企业会受到影响，很多行业的产出产值也受到了影响，这是我之前所说的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所有财长都要做调整解决这个问题。
Stephen ENGLE：其实我这个问题是问所有嘉宾的，减税的时候如何确保收入会保持不变，前提是税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消费，让政府从别的渠道可以增加收入。
AZIZ：我觉得非常简单，任何的国家在改革税收体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进行改革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在税收进行改革的时候要保证经济的增长，政府如何用改革促进经济，要把蛋糕做大，很多国家所犯的错误是这个蛋糕没有变大，所以说没有增税的基础，必须保证经济增长之后才能进行改革，我绝对不会在增长停滞或者增长放缓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改革，必须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
我觉得时机就是一切，同时要考虑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试着降低税收的种类，还有税率，这应该是每一个财政部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我指的不是发达国家，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我们减少税收的种类就会看到经济增长。
GST在我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中小企业我们必须要用税收的手段帮助他们增长。其实这里有文化的冲突，在跨国公司那些大企业，他们没问题，只是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个税收负担更大，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各种办法来逃税。无论做什么都会想要这样做，它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用正确的方式，而且创造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经济增长快的时候，人们就愿意纳税，如果增长慢的话还收这么高的税还会造成灾难
Peter Costello：我本来是想谈你刚刚所说的第一点，就是如何减税和财政整顿经济平衡。我的经验是我们在2000年开始，GST，可能和印度朋友、瑞典朋友不一样，我当时是进行了GST，但是之后第二次选举又选上了财长。
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平衡预算，如果预算是平衡的，其实我们要做一个紧缩的状态，我们不是想收更多的税，而且整个税收系统要简化，我们讲到了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我们讲到了目的是什么，到底这个税收系统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去追逐我们的消费或者是支出，因为我们讲到了我们支出的是我们的收入，所以我们要去通过税收来弥补政府的支出。
如果我们去进行支出方面的考虑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用税收弥补，因为讲到了支出是在无穷无尽的进行的。所以说我们讲到了从政府或者是重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确保税收的目的是要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问题，但是在全球我觉得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讲到了到底是税收追逐支出还是支出来去迎合税收。
曹德旺：税收这个事情作为管理国家工具，在我们中国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在用。减免税是服务于经济，特朗普刺激消费税增加，最简单的手段减免所得税，当天跑到店里买东西。我抓一百万跟你减掉三四万，剩下钱又存到银行。生产工厂有钱了就会改造它的设备，增加它的投资，投资来了，又刺激下一步的国民所得的增加，又带动消费，是循环的。
因此我相信第二任是特朗普的话还会减，因为美国是联邦的，14万亿调换出去以后，社会税占700亿，50个州，第二个老百姓生活改变完以后整个动起来了，吃到甜头还会减。因此中国减税，企业增值税减5%，小微企业帮它免税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增税需要成本。第二个问题，小微企业交税需要成本。税收学问很深，牵扯到税前设计、税后设计、税管设计。没有注册专利为什么不能用，就是国家管理工具。
Stephen ENGLE：财政支出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刚才提到政府税收主要的成分就是讲到增值税占到税收将近50%，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平衡，因为税收减少，怎么去平衡整个税收的系统？
程丽华：中国政府近几年减税降负的任务力度非常大，减税降费肯定是对财政收入是有影响的。从静态来看，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都会有一定影响。从动态发展的来看，对财政收入的增长是非常有利的。
2017年为例，财政收入增长了7.4%，高于GDP的增幅，有高于2016年2.9个百分点，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实施减税降负，减轻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对企业来讲很好撬动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动力足了。另外也是培植和发展新的税源，因此我们理解减税降负就是放水养鱼，为财政增收提供了源头活水。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析。
第二个，我们认为经济决定财政，财政促进经济发展。2017年我们国家的经济保持平稳健康的增长，增幅达到6.9%，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各项财税改革政策对企业效益不断改善，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强有力的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我就讲税收它是国家调整经济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工具，牵一发动全身，也是双刃剑，对政府来讲是减收，对微观经济市场主体来讲是促进发展。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才有源源不断的税源。因此我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讲了这样一个原因，经济和财政的关系。
第三个，减税降费的实施，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股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包括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支持和培育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Stephen ENGLE：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最后的对程部长提供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一个汽车方面的税收的减少，这也是我们财政部提出的一个方面，对未来怎么样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可能提到25%的减少。
程丽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入市之前，我们国家汽车关税的增长还是比较高的，入税以后，大幅做了减让，目前汽车的关税水平是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次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扩大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其中包括了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要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还要降低其他产品关税，努力增加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
按照总书记讲话要求，我们将认真落实，抓紧提出降税具体方案建议，按程序报批后争取早日实施，但是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说明一点，中国自主降低关税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主动扩大开放举措，这个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珍惜和维护开放包容的多变体制，实现互利共赢，共创共享发展成果。谢谢。
贾康：看作系统工程，动态考虑的减税其实也是培养裁员，服务经济增长。另外强调全局来看，再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之内一定对减税施加压力，还有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赤字、举债，存在三元悖论的关系，三者只能满足两者，必须权衡。在中国来看，短期造成赤字上升必须有举债的机制填补赤字，中国有这个空间，赤字率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所以还要积极利用这个空间。
系统工程还会有一个问题，曹德旺总说到的必须有一个全景图的考虑，美国企业为什么感受到都是税，就是税外的东西很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也叫税，中国可不是，中国叫社保缴费五险一金，是税外的，还有好几百种哇哈哈反映出来的收费，所以不能照猫画虎，我们要针对中国的问题在正税降低的同时一定要通过配套改革，包括现在机构改革有力度，减少审批权这些收费等等，这是系统工程。
Shaukat AZIZ：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去交税的，我讲到税收的确是国家的命脉和基因。我们提到了这个宏观层面的话，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看到的应该是经济的增长，如果一个经济有了良性的增长，有了逐步的增长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体的经济或者整体经济的实力有所增长，也就意味着税收的潜力有所增长，但是一旦我们的增长有所下缓或者下调的话，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往往都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去明白全局或者明白结构
Sanjaya Baru：我非常同意刚才提出来的意见。我想提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讲到税收政策总是有相应的方案的话，我们要去做更高质量的税收政策来去让整个国家受益，而这是我们政府都必须要去面临的问题。
曹德旺：我们今天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议，开的很好，一点要求都没有，根据我的理解，税收是主权的象征，用这个工具就是主权的领袖，比如习近平、李克强、特朗普。什么对，适合就是正确的，政治没有正确也没有对，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就是正确。我认为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减或者减的不够的时候，我说可能是你对，不是我对，因为你在管理国家，也不是我在管理国家。
程丽华：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税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我们税制改革下一步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就是要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总之还是要适应我们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贾康：中国的减税和其他经济体减税，有可比性，但也有中国特定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在要承认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完成税制现代化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的减税必须紧密结合税制的改革，税制的改革，我比较坦率说全景图不光包括减税，也包括攻坚克难适当的增税，怎么样有减有增是一个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还会有一个问题，曹德旺总说到的必须有一个全景图的考虑，美国企业为什么感受到都是税，就是税外的东西很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也叫税，中国可不是，中国叫社保缴费五险一金，是税外的，还有好几百种哇哈哈反映出来的收费，所以不能照猫画虎，我们要针对中国的问题在正税降低的同时一定要通过配套改革，包括现在机构改革有力度，减少审批权这些收费等等，这是系统工程。
Shaukat AZIZ：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去交税的，我讲到税收的确是国家的命脉和基因。我们提到了这个宏观层面的话，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看到的应该是经济的增长，如果一个经济有了良性的增长，有了逐步的增长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体的经济或者整体经济的实力有所增长，也就意味着税收的潜力有所增长，但是一旦我们的增长有所下缓或者下调的话，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往往都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去明白全局或者明白结构
Sanjaya Baru：我非常同意刚才提出来的意见。我想提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讲到税收政策总是有相应的方案的话，我们要去做更高质量的税收政策来去让整个国家受益，而这是我们政府都必须要去面临的问题。
曹德旺：我们今天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议，开的很好，一点要求都没有，根据我的理解，税收是主权的象征，用这个工具就是主权的领袖，比如习近平、李克强、特朗普。什么对，适合就是正确的，政治没有正确也没有对，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就是正确。我认为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减或者减的不够的时候，我说可能是你对，不是我对，因为你在管理国家，也不是我在管理国家。
程丽华：对税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税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我们税制改革下一步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就是要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总之还是要适应我们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贾康：中国的减税和其他经济体减税，有可比性，但也有中国特定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在要承认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完成税制现代化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的减税必须紧密结合税制的改革，税制的改革，我比较坦率说全景图不光包括减税，也包括攻坚克难适当的增税，怎么样有减有增是一个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