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于4月9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
分论坛：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
- 监管层强调，资本市场要进行“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具体指哪些方面？
- 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被认为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具有怎样的短期和长期意义？
- 两年多的修复与净化，资本市场的生态发生了哪些变化？
- 在金融防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如何应对黑天鹅、灰犀牛？
主持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
讨论嘉宾:
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 Ian Johnston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悉尼证券交易所CEO Tony Sacre
日本金融厅总务企划局参事官（国际担当） 柴田聪
永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文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主持人 王波明：今天随着会议已经走到尾声，我们欢迎各位来参加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我最后会给一些问题，咱们留10分钟，15分钟，如果在座的各位有问题可以请教台上的嘉宾。
我现在首先开场，其实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改革四梁八柱，我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用了这么一个语言，四梁八柱。所以，我想先请咱们的吴晓求校长，他是一直跟踪，我现在都不太跟踪资本市场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吴晓求先生你先给我们讲讲什么叫做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你先给大家开个头。
吴晓求：又是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王波明总要我讲讲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什么是四梁八柱？四梁八柱，房子都有四个梁，八个柱，就是指资本市场要进行基础性，结构性，大框架、理念的改革。具体说来，资本市场的四梁八柱改革有这么几点。
第一，要对我们的发行制度要进行比较重大的改革，中国的发行制度是一个基准制的制度，我们将逐步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过渡。
第二是发行标准的改革。过去是工业化社会的标准，重资产，重规则，重历史，重现状。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要重未来，所以我们的发行标准是要改革的。所以才有后来独角兽企业的上市。
第三，就是我们监管架构的改革，已经逐步在进行，但是现在我们证监会还是小的证件，未来会逐步扩展它的功能。
第四，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包括信息披露、机构重组，加在一起叫做四梁八柱的改革，基本框架，基本结构的改革。就是这样。
主持人 王波明：但是我还没听明白四梁八柱，一二三四，你是四点改革。我估计四梁八柱有一个正式的含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现在中国的金融行业，包括资本市场都在进行去杠杆化的，防控风险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所谓在金融行业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那么，防控风险其中就是对于监管，就是刚才吴晓求校长讲的，对监管机构的改革，从上个月，还是上两个月咱们两会以后，大家也都知道中国进行了一个政府机构的改革。
原来我们有一个叫做一行三会，现在变成了一行两会，原来就是人民银行，央行有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现在把保监会和银监会合并了。大家也都知道，在过去防范风险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叫做监管套利，什么叫做监管套利，有一些产品跨了部门了，证监会说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个不归我们证监会管，银行说不归我们银行管。因为它的产品跨了一行三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所谓监管漏洞，由于机构不合理造成的。
所以我第一圈问题，因为咱们有一些国际的友人从各个方面来讲讲国际今年关于从监管部门他们是怎么样防止这么一个漏洞的。所以，Ian Johnston，迪拜离我们很远，他曾经也在香港监管部门工作过，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看法，所以Ian Johnston，请您讲一下您个人的体会，对于监管框架的改革。
Ian Johnston：没有问题，我觉得改革的必要性回答是肯定的，有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架构设计，全球有很多种样板，在讲到新兴市场，我们一般都会分业管理，比如说像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很多新兴市场都是这样的模式。这个模式随着时间推移的发生了一些改变，一种趋势就是把保、银两块合并，在中国也是沿用了这样的套路。
为什么做这样的整合？银行、保险之间都是需要有一个关于深深监管的要求，所以对他们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确保他们能够去符合监管的一些政策，也要保证银行监管，还有保险企业他们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不能破产。
当然，保险跟银行是另外一个行业，所以，应该会有不同的一些稳健性，审慎性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整合起来进行管理更有效一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产品确实就像您说的会跨业，有一些保险产品可能是银行类的这种储蓄性产品。
实际上是一个储蓄性的产品，这样的储蓄性产品就需要同一批监管机构去管，作为同一种产品来管，在某些国家他们可能走得更激进一点，他们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监管主体，把所有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都统筹在一起。现在又有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双峰的模式，一峰是看监管的稳健性、市场稳定性，第二，是关于操守行为风险的，他跟消费者的一个互动。这里头还是有一个漏洞，我觉得这是目前监管的状态。
主持人 王波明：Tony Sacre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所以请他分享一下，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监管框架，您是证券交易所的代表，请您介绍一下澳洲的监管模式。
Tony Sacre：我支持Ian Johnston刚才讲的观点，这四个柱子，我们要谈的话又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四个柱子也是相互关系去来强化整个资本市场，对我来讲这四个柱子要看经济基本面要非常稳健，有一个非常稳健的银行体系，要有一个非常稳健的股市。
另外要有好的监管环境，如果这四条柱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Ian Johnston刚才也讲话得很明确，有一个有利的监管性，有可预见性，流动性组织的行为，包括金融机构的行为都是会有比较好的规制。
第二，要有非常强的银行业监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银行业非常突出，比如说四大国有行，加上其他的股份商行，他对整体的经济，不仅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所以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还是一个非常好成功的例子，是一个样板。
我同事刚才也讲到，中国实际上在IPO上市机制的改革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表率。跟上市这块问题相比，监管的环境需要更多的做优化，在股市这块跟银行业相比，它可能更多的会切入西方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优势的一个认定。
我们最近看到有更多去强调透明度的问题，就是它的报表的信息披露要准确。实际上没有说有一个虚假的报表，没有这样一个泡沫需要被扎破，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中国的优势，所以监管优势还是比较健全的。
主持人 王波明：下面是日本金融厅，日本的情况我大概说一下，我们也交流过意见，日本的监管体制我一直很注意，其实日本原来在资本市场，东京交易所等等、证券公司，是在他财政部底下，但是也是在十几年前碰到问题，然后他就分离出一个叫做金融厅，我估计柴田聪先生会专门讲一个，也是当发现有一些监管漏洞的时候也是在改变机构在做这件事。所以，柴田聪先生，你来介绍一下日本的监管体制，以及它演化的过程。
柴田聪：首先我想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有机会参加博鳌亚洲论坛，非常高兴，我是日本金融厅柴田聪，我用英文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没错，日本有一个非常长的互相传承的监管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管机构是一家来管保、银、证这三个，我们基本上能够涵盖整个金融体系。
这是最早的一个设计，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日本会采取这样单一监管的机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财务省就像您讲的是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在90年代的时候，日本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坏账的危机。
在1998年的时候，20年前，我们的FSA，就是金融监管局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监管主体，所以是从财政部独立出来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设置就三个优势，就是统一的监管。第一点，它能够去整体监控整个体系的一个稳健性，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测试，去看这个体系是否健全。
另外我们也可以去非常有效，非常批的对市场失灵，冲击做出一些应对，不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协调也是有的，是跟我们日本的央行。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整个金融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我们去监管一些大的金融集团。比如说三大国有行，他们的资产非常大。在中国也有类似这种混业经营的大企业。有些可能银行保险资管这些行业都有涉足。
所以，单一的监管机构主体，它可以去有效的来管这样的一些大财团他们的活动。所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没有一个现成的，或者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我认为，中国现在银监会跟保监会已经合并了。还有证监会还是保持了独立性，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成立了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我认为新的委员会就是一个统一的建制。它能够去来有效的防御、管控金融体系里头的风险，对于系统的一个稳定性也会有贡献。
主持人 王波明：Ian Johnston想不想回应一下。
Ian Johnston：我想强调一下日本代表讲的没有一个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有些银行是需要救助的，有一些是需要统一的监管，有一些是分业监管的模式，每一个案例里头都是有银行业被救助的情况。还有一些国家模式做得很成功，各种监管模型都有。所以监管模型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是说监督、监管能力的问题，质量的问题。
吴晓求：中国的监管架构相对比较特殊，吸收了美国监管架构的某一些特点，我们政策监管机构是保持独立性，吸收了美国监管架构的某一个特点。同时也吸收了英国某一些特点，但是它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基于一行两会，上面还有一个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
事实上我的理解，第一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们由原来主要是机构风险，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现在我们的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比重在提升，市场风险，透明度的风险在明显的提升，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又要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整个金融发展中，要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机遇整个脱媒的力度在加大。所以要保持比较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原因就在这里。
主持人 王波明：咱们从永丰金融控股，台湾的同胞，我记得原来是财政部监管金融市场，现在谁监管这边？
翁文祺：我过去经营银行，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在台湾的银行局担任监管官。1991年台湾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所以把金融保险的一些单位，银行、保险混在一起，大一点像国泰、富邦他们金融、保险、证券都兼备。我们金融机关的演进落后了12年，到了2000年的时候才变成一个兼容监管委员会，中间是12年。到底是原来的好，还是现在的好。原来出了什么问题呢？
原来在财政部下面总要就一个财政部部长出现，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一定是赋税背景，管税的，就怕他发生时间分配不足，专业也不够。所以拆开了，现在专业一点，当时金控成立，12年之后才成立了一个单一的金融机构，所以产生了这样的现状。
因为我从台湾看这个题目，我也觉得四梁八柱这个字用得很重，蛮好的。为什么说要四梁八柱的资本市场改革？可见就是上位者预计资本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要在改革开放40年提出四梁八柱针对资本市场的改革。
我提供一组数据，我们看股市的时候就市值的观念，现在中国的证券市场有将近3000多家上市公司，他的总市值超过54兆，就是54万亿人民币，这么大。我们常常会把市值跟GDP做比较，以美国来讲，美国股市的市值是他GDP的两倍，台湾股市市值是GDP1.9倍，英国跟日本，股市市值是GDP1.2倍，大家猜猜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是GDP的多少倍？是0.7倍。
就是说资本市场再发展下去，一定会突破一倍，甚至朝两倍前进，到那个时候再来管，恐怕有问题，所以改革是不间断的，不断改革，从资本市场成立那一天就在开放，所以要把谁九市场很快的壮大，这个时候把这个做好了很重要。
主持人 王波明：下面请中国朋友再谈谈四梁八柱，资本市场的改革，大家都说四梁八柱改革会对今后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资本市场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相对于什么？是相当于短期资金市场，是银行的资金，和长期资本？这个事是从资本市场，90年代初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仍然是叫做大银行，小资本市场，现在我估计国民经济得有70%，甚至70以上，还是基本上依靠银行。
咱们中泰证券李迅雷先生，您谈谈你对资本市场怎么说看到是加大资本市场对经济，或者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您怎么看？
李迅雷：资本市场作用肯定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讲股市比较多，这几年债券市场发展也比较快。再加上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从大的角度来讲，资产管理的规模大概就100万亿左右，所以，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主持人 王波明：你说债券市场，真从资本市场内，就是股票市场来讲，每年的融资额就一两千亿人民币左右，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盘子并不大，债券要比股票大多了。
李迅雷：这方面确实有点遗憾，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制订计划，说要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比重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最多也是30%左右，狭义角度来讲20%左右。但是当初就提出，美国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是1：9，直接融资9%，间接融资10%，这方面发展的不够快。
主持人 王波明：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数，目前资本市场多少市值了，55万亿，这是有一个利润支撑的，说现在所有银行加起的利润占55万亿的一半，都是银行贡献的，那30多家上市公司也就是占另外一半。
李迅雷：我觉得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从高增长变成高质量确实有必要，你想为什么从这轮股市，美国股市已经是牛了九年牛市了。我们来讲，目前的指数位置可能比2015年还要低，2015年上过五千点，现在只有3100多点，主要原因是在什么呢？还是质量问题。
就是你们讲到的，上市公司盈利还是不够的。初步估算一下，中国的GDP增速大概是美国的3倍，但是中国的股市的ROE水平只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你要市场四梁八柱能够稳起来，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市场基础性建设上面要做更多的努力。
主持人 王波明：吴校长，你来讲讲，所谓四梁八柱重要，怎么重要？咱们细一点。
吴晓求：非常重要，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资本市场的推动，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国的竞争力会严重受到伤害，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不完全表现在银行，要看市场有没有厚度，宽度和透明度。
第二，中国的未来一定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就是从一个周期性来看，一个周期性的大国，中国已经慢慢崛起，他的金融市场未来一定要成为新时期的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到纽约，后来东京曾经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地位稍微有点下降。
未来包括上海、深圳，一定它的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大国的一个标志，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不是市场金融中心，就不是一个大国。
第三，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市场的资产就要有很好的成长性，未来到2035年，或者2030年全世界会有两个财富配置基金，一个是纽约，美元计价的。另外一个是深圳。这里面就是要改革了，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很重要，我们过去对上市中心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们要看重要性，然后看现状，现在在整个产业里面，整个体系占什么地位，他关注现状，关注历史和财务。
但是资本方是关注什么呢？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讲，关注未来，远远比关注现状和历史重要。可是我们的传统是关注历史和现状，历史和现状是上市的重要条件。
主持人 王波明：你是用什么指标？
吴晓求：我们过去是用盈利指标，我倒是觉得盈利指标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你今天到了顶峰，一上市就走下坡路了。有一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产业是比较新兴的产业，高科技产业，这类企业应该上市，这就涉及到四梁八柱的改革，理念的改革，我们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上市公司才能够让他成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才能让他成为全球投资者喜欢的资产。这个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资本市场改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民币的自由化的改革，从人民币可交易的改革是并行的，都是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两个轮子，比我们商界化改革，金融机构的改革要重要得多。
习近平主席昨天提到，我们的新保险，以及证券的机构要进行开放，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开放的核心是要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务市场构建成全球的金融中心，这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四梁八柱了。
主持人 王波明：您上的第一条是对IPO的改革，就是从核准制到备案制，这个改革搞了多少年了。都写进十八大文件里面了，为什么到今天，我记得前两天听了证监会主席向人大做了一个报告，他说由于现在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他们说还要把这个IPO改革要再推迟一点，我就听不明白了，国际市场变动和你IPO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
吴晓求：这个问题我组织一下，我们的确要思考监管者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从2015年金融危机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监管者忘记了监管的职责，他参与了市场，他甚至把市场的上涨，把市值管理，上市公司的加速，每年增加了多少都作为他工作的考核目标，这个有问题。监管者唯一职责就是监管市场透明度，保证市场的公平，这是他的职责。至于市值涨多少，每年有多少家上市公司的确跟他没有关系，他和你的经济基本面有关系。
理论来说，的确市场的状态和发行制度改革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倒是觉得，我们要逐步创造条件，还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也有人说目前中国还不具备条件。
主持人 王波明：不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吴晓求：第一我们违法成本太低，如果你要那么做，很多人就违法，上市完了以后处罚他很低，他认为这个不行，要大幅度提高他的违法成本，使得他有威慑的力量。第二，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很差，整个社会都没有足够的透明度。但是，我还在想，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够达到那个条件，我们还必须先干，先完善，提高他的违法成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要让他有威慑的力量，这个改革才能推下去，如果没有威慑的力量很难推，现在我们对操纵市场有威慑，处罚8个亿，10个亿，但是IPO造假处罚是很低的，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加大处罚的力度，要上刑法，判很多年，他就不敢了。
翁文祺：我想改革是每天都在做的，因为我自己在经济机构做过。其实在结构改革，措施的改善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在休息室讲，跟校长讨论过，其实证券文化的建立，这句话听起来很虚，什么叫做证券文化的建立，因为金融市场，如果有信任，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个信任怎么做？如果有3500家上市公司，证监会增加两倍人，怎么看3500家有没有违法乱纪，那3500加增加到3.5万家呢？所以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
所以投资人，交易人自己能够判断，如果交易市场，证券市场里面充斥着造假的资讯，就不会有信任，充斥着乱子，所以资讯充斥的揭露，文化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可以讲四梁八柱是盖房子，盖四个梁，八个柱，盖的好，稳固、大、好用，但是资讯揭露的文化机制等于是上层设计，这个一定要做得到。做得到四梁八柱再配合，才会稳稳久久长长。
Ian Johnston：从核准制专为注册制这样一个问题，我之前是非常澳大利亚的体系设计，我们几年前也是做了改革。这个不可能弹指一挥就把它做成了，我们做这样调整之前，在澳洲我们首先要确保在IPO上市这块的基础架构是存在的。公司他们不断的涌现去来上市，但是你的法律，监管的框架必须合适。
另外，做承销的机构也要负起责任。所以，这样的话能够让监管机构比较放心，让市场做主。还有这些公司的财顾也需要质量非常高，才能确保上市比较稳健。另外你需要在执法这块监管发力，如果有人IPO做假，或者是虚假的信息，虚假的披露，你要对他有一些刑法的惩罚，我们有这样的处理，如果做假就上刑法。所以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中介机构，财顾都非常重要。
李迅雷：我想也是讲四梁八柱的问题，顺便讲一下IPO。我觉得我们谈论话题的时候都是集中在A股市场，像新三板这么短的时间上述家数就超过1万多家了，远超A股市场，可以说它是一个准注册制。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应该还是有的。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确实很复杂，这里面证券市场是多重利益的交汇的地方，所以从我们市场的发展角度来讲应该IPO。如果搞注册制，从投资者的市场稳定，从个人投资者来讲又很反感大量股票上市，会到他持有股票的市值。
这个很难办，现在证券法修正那么长时间了，现在也没有出台。所以要完成四梁八柱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新三板虽然上市一万多家了，但是有没有交易量，去年一半的股票没有交易量。那么这个市场到底怎么发展？所以有很多问题都是期待解决。从我的理解来讲，首先要稳，稳中求进，这个方式还是非常科学的，否则的话，哪个柱子出现问题，倒塌之后，其他的柱子你想修好也没用。
主持人 王波明：我们讨论一下独角兽上市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IPO上市，排队等等，一排一年两年以后才能上市，突然蹦出一个特殊的通道，独角兽，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
李迅雷：从独角兽来讲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新的产业，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至于是不是应该打破常规，把独角兽放在前面，这不是我研究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哪一些公司是现在的独角兽，它的上市对我们的资本市场也是一个丰富。现在的话，都是银行股一统天下，好的公司都跑到美国，香港上市了，现在BAT赚了我们国内那么多人的钱，结果他的收益都体现在海外了。
如果说能够在A股上上市，对于投资者来讲应该是有利的。
主持人 王波明：首先咱们都不太多谈怎么来衡量你是独角兽，他就不是独角兽？我这排了一年了，你忽然进来加塞，凭什么？因为证券市场作为监管者来讲，说监管很简单，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其他的事跟监管没有关系。吴校长我听听你的意见。
吴晓求：你把问题说大了。从重要性来看，BAT的确对我们教训很大，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如果都是钢铁、水泥那麻烦大了。你还想把它构建国际金融是搞不成的，必须大量的BAT企业。因为当时中国，包括公司治理机构，法律，以及审批程序，当年的BAT都到不了在A股上市，可是他来不了，我们这个市场就没有成长性。
因为十年多年他们都是独角兽，他们现在不是独角兽了是巨无霸的企业。但是从独角兽变成巨无霸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还剩下很多督教，未来可以成为巨无霸。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但是它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什么情况是独角兽？还有我们做得如果不仔细，独角兽会变成“毒角兽”一上市把十年的未来都透支了，这个不行。我们还要采取具体的细则，防止它变成“毒角兽”。
主持人 王波明：昨天习近平主席在很重要的讲话里面讲到中国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提到了原来咱们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无论证券公司到银行都有比例限制的，从最早我记得才20多，只能占到20%，业务有所限制，但是我听了昨天来讲，在这方面可能要大幅度开放了。
从外国朋友，无论是迪拜、悉尼、日本，我知道日本很多大的证券公司也虎视眈眈，作为李迅雷你们的中泰证券，国内证券公司怎么看这件事。马上外国就要进来，就要竞争了。中方怎么应付？
Ian Johnston：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步伐，习主席做的表态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从监管机构的一把手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不是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同步进行。证监会刘主席在香港的一次访谈里头讲到，开放是双向的，对内对外，所以对这点我想稍微展开一下。因为我的这个机构是迪拜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机构。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中东，还有像南亚等等这样一些区域的辐射。
有一些大的中国银行也在我们这边开展业务，当然，本地的一些银行对中资银行的进入也是有顾虑的。因为中资银行业务很好，但是他们能够增加我们业务的活力，所以对待入住的外资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还有中国四大国有行，他们在我们这边都是提供银行贸易的业务，提供贸易融资，帮助中东、非洲的中资，用迪拜作为一个跳板开展业务，作为金融中心，我们需要服务实体经济。 不管是对内、对外，服务到实体经济就应该能够把蛋糕做大，应该得到扶持，这是我们觉得比较积极的一个发展，改革开放是对内对外两块都有的。
主持人 王波明：李先生你们有什么感觉？你们会不会觉得会有很多的外资进入中国？特别是在证券行业，你会觉得有一些挤压感吗？竞争感？
李迅雷：我觉得还好，首先来讲，现在无论是海外的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其实都是一个红海。
那么，如果在十年前宣布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们会非常紧张。因为十年前中国资本市场还是蓝海，你如果来进入的话，我们在人才，在交易模式，在一些各种工具应用方面都是不足的。现在来讲，确实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虽然规模还不是太大。但是也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了，股票交易佣金率不断往下沉，可能比国外都要低，包括IPO竞争也非常激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资如果进来的话，应该说更加有利于竞争。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未来话，国内资本市场集中度会越来越提高。就是一些大的证券公司可能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高，就像美国前五大投行在全球的份额，美国市场的份额都会很高，更不用说前十大了。
主持人 王波明：有一些小点的证券公司会出局？
李迅雷：对，不管来还是不来，国内的证券行业都会出现洗牌，来的话，洗牌会更加激烈一点。
主持人 王波明：你们自己怕被洗牌吗？
李迅雷：我们现在也还是希望公平竞争，第二，我也是非常赞同前面王总提出来的，排队制度，我们已经排了好场时间的队。我们现在是国内少数几家业务在前15名左右的，但是还没有上市的公司。所以，也希望能够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能够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上市的步伐。
Tony Sacre：其实我之前也是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发言，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有必要完全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不管是中国经济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带一路本身的一个框架和大的宗旨。要做这个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投资者，不管大宗商品，还是其他的金融服务，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包括基础设施这些工程、项目，所有的投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全球的环境应当有一个很好的框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也是习近平主席不断强调的一点。
另外我觉得中国一带一路的框架和观念，中国当然是驱动这样的进程，其他的产业，其他的国家也应该很好的参与，在这样的经济过程当中，经济体就可以在宏观层面进行很好的互动。
同时如果我们来看看要发展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步，就是你要就一个好的资本市场肯定是需要四梁八柱，而且你需要不同来源的资金，需要不同的业界参与，尤其是说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说到熊猫债，还有其他的投资，这种投资是不是真的能把这个过程跟一带一路的框架结合起来呢？这个是关键，不仅能够驱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更好为一带一路证明。
另外，我们希望人民币可以很好释放它的潜力，从全球的货币市场角度来讲，跟欧元，跟美元一样变得非常重要。
主持人 王波明：日本证券公司是早在咱们中国出现资本市场以前，日本四大家证券，就是野村证券，大河证券，日兴、三一就已经进入中国了，80年代他们就在这设了办公室了。但是日本证券当日元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证券公司都是很牛。
比如说野村介绍自己，都说我说野村证券，我是日本第一大证券公司，也是世界第一大证券公司。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口气，但是到了今天，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怎么我就看不见日本证券公司在国内有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请柴田聪你评论一下。
柴田聪：谢谢，刚才Tony Sacre也讲得很清楚，金融市场的开放，这是一定要发生的过程，自然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很巨大了，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如此，大家可能知道上海、深圳已经是前十大交易中心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肯定会发生的。
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来说，中国的开放政策绝对是让我们欢迎的，我们非常乐意看到这个局面，就像过程王波明先生已经讲到了，这些你说的野村证券，大河证券，在1980年就设立了他们的中国代表处，我也非常有信心日本的金融机构肯定能够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以及改革做出很大的推动和贡献，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对于资本的限制来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开放，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举措，是我们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等了好久好久的，不说40年也是等了很久了。日本和中国现在双边关系良好，我们有很多跟官方的机构的对话，日本和中国的金融合作也是比较的。其中一个开放市场的举措和过程就是日本的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来。
我还想讲一句，这些境外机构投资者，也非常愿意看到一个时间表，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开放的时间表。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都跟中国的官方表达了很多次请求了，当然我非常理解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但是非常坦率来讲，国际投资者真的是一直在等，翘首以盼。
主持人 王波明：对于台湾开放金融市场是怎么看的，台湾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翁文祺：昨天上午我们代表团听到习主席，听到市场准入的加速落地，包括金融、证券、保险我们都感到很振奋。台湾的金融市场过度拥挤，对我们来讲大陆的证券市场，银行市场，尤其是保险市场，还是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利基，对证券市场来讲我们比日本稍微晚一点，1990年中期，好几家券商就在上海设立办公室，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开张。
我们一直在等着，等着等等都到中国证券公司、中国的银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充满自信的时候，对外国人来说，竞争加剧的程度是非常大的。不过这个消息总是一件好事。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一定要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国一定要有这个气度让大家走进来，也得出去，这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的历程，我希望台湾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参加到这个过程。
主持人 王波明：吴校长，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吴晓求：我们开放是三步走，第一步金融机构的开放。实际上，无论是银行、证券，这两个应该说在中国相对比较成熟，特别是银行。虽然我们外资到中国来办分行，或者是独立的法人银行也有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外资加起来的资产，银行资产大概只占到2%，我们整个商业银行的资产是250万亿，所有的外资行加起来是5-6万亿之间，是很小的数字。我们还是很有自信开放，这个对中国的金融业转型还是起到重要的作用。
证券这些年因为内部已经很有竞争力了，但是中国的证券有一个问题的，全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什么著名的投行，比如有几个还不错的，中兴证券等等，但是在那场危机里面被牺牲掉了。中金也是不错，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需要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证券公司或者是投行，这一方面还是需要重组来完成的。
通过这样的开放也许会形成重组。第三，我们保险市场处在快速成长阶段，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竞争力要远远低于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甚至要低于证券领域的竞争力。
主持人 王波明：昨天习近平主席讲的话，第一要开放，同时也说我们对等原则也得走出去，你刚讲了，中国前几个大的投行，特别是证券领域，银行有一些走出去了，工行到全世界设点。但是咱们在证券这一块没有一家，最多走到香港去了，再往外走，没有几家往全世界布点。这是怎么个道理？能不能在下一步借着这个风走出去，甚至鼓励走出去，作为中泰来讲，作为你来看，中国有这个能力走出去吗？
李迅雷：我也看了很久，发现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很少，失败案例很多。走到香港能够成功，为什么走到香港能够成功呢？因为香港很多交易还是国内的客户，他在香港能够立足，是因为国内客户支持他。如果没有那么多国内客户很难做，国内客户包括两大客户，一个是国内企业，一个是个人的投资者，也包括现在的机构投资者。
全球的投行基本上已经分类了，我说得不一定准，一流的基本上是美国的投行，二流有部分美国，大部分的欧洲，还有三流的，也不属于中国的投行。
主持人 王波明：三流在哪呢？
李迅雷：就是本地的，国外本地的投行可能是三流的，我们要去就是四流的，风险非常大。所以这部分我们确实跟国际化程度还是不够，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很难做呢，包括海外到中国也很难做，中国区也很难做，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改革的因素，就是刚性兑付没有打破，所以我们国内的客户对国外也缺乏信任。
主持人 王波明：你们都是金控形态形成的，但是如果单一说证券，银行就走出台湾，你们那边经验怎么样？
翁文祺：银行走得出去，证券更难。证券公司如果走出去，很难靠自己走出去，了不起就是并购当地的公司，很难把台湾的管理也拉进去，难度是蛮高的。
界面新闻：我的问题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现在提的非常多，但是其实金融业开放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外开放，另外就是对民营资本的开放，现在民营资本可能有一个高风险的特征，但是现在金融科技的发展非常快速，可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更便捷的一个基础。那就是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上，我们应该怎么考虑？我想请教台上三位中国的嘉宾老师。
吴晓求：这个问题挺敏感的。我只能这么说，国家从顶层设计来看有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
迅雷：我觉得这个时机讲这个东西不是太合适，因为现在金融降杠杆，现在正是在风口上面，很多民营企业搞的民间金融出事情了，违约、违规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民营金融机构涉足可以，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以规范为主。民营可以做，像马云的蚂蚁金服，已经做了很大的，还有涉足到金融的，基本上大的民营金融企业都涉及到金融了。好像现在有一个趋势，更多做实业，有这么一个趋势在。
主持人 王波明：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