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全面行动 协同发展取得实效
在“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国家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启动最早，也是成果特别显著的一个。三年间，京津冀全面行动，协同发展，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绩，概要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三地各级省区县政府在行动，在认识上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积极协同对接，签订多个合作协议，形成一批落地项目。春节刚过，通州、武清、廊坊就签署了“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行动。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三地跨省市联盟达到80多个，各个产业及各领域的市场主体行动起来，在寻找商机和机遇的同时，三地之间相互投资加大，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不断加快。三是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平台，其中有共建平台，有承接平台，还有一些如大数据中心等无形的平台。政府、企业、平台三个层面全面行动为区域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得京津冀区域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格局，也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
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在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方面，三地在水资源保护、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投入并采取了系列联动措施，虽然距离治理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共同治理机制已初步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河北作为整个区域的生态涵养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在交通方面，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交通必须先行，交通的畅通才能带来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畅通，也是整个经济的动脉。过去京津冀地区整体交通存在很多“断头路”，带来诸多不便。针对这个问题，三地联合行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打通了大部分“断头路”，使得在京津冀地区14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得以畅通，网络交通的雏形基本形成。三是在产业互补方面，包括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河北的产业承接、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功能拓展，立足各自比较优势和现代产业分工要求在产业与对接、协作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同时，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流动机制也正在形成，北京外来人口增幅的有效控制，在缓解了城市拥堵和大城市病方面初见成效。很多共建的产业园区和合作平台，使各类专业人才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才智，产业也在更大范围布局和调整。四是在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方面已经破冰，例如突破了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一些壁垒，职称评定认定、养老医疗等方面开启一体化进程等，未来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突破会更大。（周立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创新协同形式 放大“协同效应”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京津冀三地的各类战略规划和研讨中较多地关注和强调转移与承接效应，并对首都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抱很高的期望，而对协同效应重视不够。
转移效应是通过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的流转和再配置实现的，其结果将提升产业水平并释放出更大的效益，首都功能疏解和部分产业外移并在津冀等地“落地”无疑会带来更优的配置效率，这也是京津冀产业优势互补的必然要求。而协同效应则指要素不流转或较少流转情况下的再配置，它是一种“1+1>2”的效率，是协同各方共同发力和能量释放的过程，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承接多为存量调整，转移中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有成本的，且涉及各方的益损得失，因而实施起来会有一定时滞和难度。比如，北京部分制造业和商贸批发的外移会遇到在岗工人的安置和再就业以及承接地环境再造的问题，平稳地处理好相关问题需要时间和创造一些新的条件。而协同是将各方隐性资源激活，是一种使各方共同发力释放的共赢效应，比之产业转移，它的释放点更多、可拓展的领域和切入的空间更大，因而更易操作和实施，效果也更直接更明显。
比如，为优化京津冀区域港口的分工和布局，天津港集团与河北港口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公司；为推进都市密集地区机场功能互补，天津第二机场航站楼开辟了京津机场快速通道。这种港口对接、机场互通并不需要大规模移动要素，对各方来说也不需要作益损补偿，既便捷又利于操作。又如，三地商务部门共同制定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合作和商务行动方案”，打造法制化营商环境、建立举报投诉合作处理机制，开展跨地域执法协作。在口岸一体化建设方面，三地企业自主选择报关报检、纳税和货物验放地点，构建统一的商品通关业务模式。这种互联互通所释放出的协同效应使各方都受益。作足并放大协同效应，应寻找协同切入点和着力点，创新协同形式，推进实质性协同合作。
值得重视的是，近三年来京津冀三方签署了十余项合作协议，在协同发展方面推出了一些全新的举措并构建了一批共建的平台。推进这些平台良性发展，需要本着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三方共建、共管、共同发展和共享收益的新思维、新形式、新机制。
协同是篇“大文章”，三地在协作中加快区域统合和一体化进程，如统一资本准入，包括招商引资政策、项目用地、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统一产品准入，包括各种资质、认证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统一开放政策，包括金融、医疗、旅游等全域开放；统一市场监管，包括监管体系、信息平台、社会征信体系等。
作者：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周立群
